关于“王道”与“霸道”的博弈…历史学家这样谈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_风闻

汪荣祖，安徽徽州人,1940年3月7日(阴历正月二十九)生于上海,中国近代史学家,台湾大学历史学学士、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萧公权先生,主修近代中国历史。历任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教授,澳洲国立大学访问研究员,复旦大学以及台湾师范大学、台湾政治大学、台湾大学等校客座教授。已出版中英文学术专著18部,散文集2本,译著1本,发表论文101篇,书评41篇。包括传记《康章合论》《史家陈寅恪传》《章太炎研究》《走向世界的挫折:郭嵩涛与道咸同光时代》等;史学著作《史传通说》《史学九章》《诗情史意》等;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著作《晚清变法思想论丛》《从传统中求变—晚清思想史研究》等;英文著作有Search for Modern Nationalism:Zhang Binglin and Revolutionary China(《追寻现代民族主义:章炳麟与革命中国》),Rejuvenating a Tradition: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振兴传统:现代中国的改革与革命》),Beyond Confucian China: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超越儒家中国:康有为和章炳麟的话语论争》)等书,以及两部散文集《书窗梦笔》和《学林漫步》。

在一次访谈中，汪先生说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近代以来,西方崇尚霸道、霸权,中国宜以王道对抗霸道。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

下面附上访谈原文：

**管永前（以下简称管）：**汪先生您好！当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经历着历史性的深刻变化：一方面，世界变革潮流更趋强劲，中国同外部世界的融合进一步加深，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更加紧密；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伴随着综合国力、民族凝聚力、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尽管中国崛起与世界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不相同，即中国不是通过损害他国利益谋求自己的强盛，更不是以实施对外扩张和掠夺来建立霸权，但长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意识，往往视中国崛起为新霸权挑战旧霸权，甚至以“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作为理论依据。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待？

**汪荣祖（以下简称汪）：**中国之崛起既全面又快速，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总产值从小于西班牙到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这是21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将会深刻改变世界原有的权力格局。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阿利森（Graham Allison）教授有鉴于中国将要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势必会挑战美国的“太平洋世纪”（Pax Pacifica），因任何快速兴起的强权必然会动摇现状，故作文警告不要掉入“修昔底德陷阱”引起广泛讨论。连习近平主席2015年秋天到美国首都华盛顿做国事访问时，也曾针对此话题发言。

    有学者发现，自1500年以来，新崛起的大国挑战现存大国的15件类似案例中有11件导致战争，其中最显著的是德国。德国统一后逐步超越英国，成为欧洲的最大经济体，于是在1914年和1939年由德国挑战，英国反制，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新兴的日本与美国爆发太平洋战争亦复如此。

**管：**当下的霸权是美国，中国之崛起又将如何？美国的霸权是如何形成的，有哪些特色？

**汪：**美国原是英国殖民地，18世纪70年代建国。美国的殖民祖先大都是由于不满意欧洲旧体制而来到新大陆开创自由民主的新天地，他们认为广袤的疆域是上帝的恩赐，因而产生一种使命感，想要让他们信以为理想的理念与制度，不仅遍布北美，而且流传到全世界。到19世纪末，由于工业起飞，美国扩张到太平洋彼岸，成为横跨两洋的大国。到20世纪中叶，更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超级强国，富甲天下，其崛起之快速与成就，也是人类历史上所罕见。

在崛起的过程中，因贸易需要，美国向海外扩张，夺取殖民地，以干预他国为“自卫”，以世界警察自居。事实上，美国也曾反对欧洲强权干预美洲事务，但却用同样的手段来干预别国，其本质无异于欧洲的老牌帝国主义国家。

**管：**美国实行霸权主义有其历史根源，并且其霸权行为一直延续至今。能否请您拨开历史的迷雾，分析美国霸权信念产生的历史根源？

**汪：**美国《独立宣言》与美国宪法都界定一种使命感，认为美国生来就要推行民主、扩张疆域，将自主政府原则向全世界作为示范。美国的“弥赛亚（救世主）自觉”（messianic

consciousness）极具活力，除了来自杰斐逊（ThomasJefferson，1743—1826）所标榜的18世纪启蒙精神之外，温斯罗普(John Winthrop，1588—1649)所表达的“新英格兰清教主义”(New England Puritanism)同样有推波助澜之效。他们认为新大陆将是基督在地上的王国，将点亮独立、革命、民主的热情。这种以救世自居的宗教热情，认为尊崇上帝意志的选民只能是“白种盎格鲁-撒克逊族群的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s)，显然具有“种族主义”（racism）的内容。此一根深蒂固的宗教信念加上自信为民主的典范成为强烈的美国性格。

    美国在19世纪领土扩张时，有句响亮的口号叫作“明摆着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带有强烈的国家使命感，无疑是扩张主义的动力。此口号最初出现于期刊编辑欧沙利文 (John L. O’Sullivan，1813—1895) 的一篇文章中，但其含义早在殖民地时代既已有之。从新英格兰到乔治亚，各州人士都深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命定拥有新大陆广大的土地，并将民主自由与基督福音在辽阔的荒原传播，最后遍布到全世界。

管：“明摆着的命运”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使命感？

**汪：**是的，“Manifest Destiny”在19世纪40年代尚是自我优越感的民族情绪，到了19世纪 90年代就成为扩张行动的精神后盾。面对美国在海外扩张的事实，1913年耶鲁大学教授阿当姆斯 (Ephraim D. Adams，1865—1930) 为“明摆着的命运”理念做道德的解释与辩护，说那是要与世界分享美国人所追求的生活方式：民主、自由与快乐。但另一位美国学者弗莱明（Denna F. Fleming，1893—1980）不以为然，断言“明摆着的命运”根本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代名词。换言之，美国讲究的就是霸权。

    美国因自觉有特殊的使命感，不认同老牌帝国主义，自认为是为了推广文明，讲求民主、自由与人权等价值，而非为剥削、压迫与侵略。事实上，美国的扩张主义往往产生战争，使命感很容易产生过度的道德自负，以至于自以为是，因错误的假设导致遗憾的结果，长期的冷战即基于错误的假设。共产主义在中国、朝鲜、越南等地的兴起主要都是国内因素，而美国干预中国内战，卷入朝鲜战争、越战，误作共产主义的扩张，造成伤人而又害己的无谓结果。

**管：**早在1903年，欧洲人施蒂(William Thomas Stead，1849—1912)就有“世界将美国化”（Americanization of the world）的预言。这种美国化是通过什么方式实现的？

**汪：**美国至今仍认为世界由其管控才感到安全，彻底美国化才是其使命的完成。美国化固然有异于古典式的帝国主义，并不是赤裸裸地靠武力征服与政治统治别国，而是在神圣使命感的激荡下，除政治、金融、军事手段外，借由思想、文学、音乐、电影、饮食、科技等文化渗透，以及间谍监听、操纵外国政府与干预别国内政，以便达到美国化的最终目的。

    美国所进行的也可说是“隐性帝国主义”（covert imperialism），自然要比老牌的“显性帝国主义”（overtimperialism）高明得多。当今许多国家与地区望风向慕美国，而不知美国因在道德上的自负产生的“政治褊狭”（political

parochialism），以其强势炫耀武力，挥舞大棒，却自认为是为了执行普世价值的正义行为，如在中东以推翻独裁、推行自由民主为己任，却造成失控的混乱与人道灾难。

    对于这种局面，美国的有识之士，如外交史家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1921—1990），早已洞悉美国一意孤行的外交，认为“二战”后美国五位总统持续的错误政策造成了无可避免的希腊式悲剧。所以美国的理想与现实并不完全是两码事，高尚的理想往往成为实践霸权的动力。

**管：**西方主导的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并不平静，美国一意孤行的外交，造成在朝鲜、越南、中东等地损人不利己的严重后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傲人的西方现代文明不能为世界带来和平？

**汪：**西方以尚武称霸为荣，19世纪以来，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 Darwinism）流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导致弱肉强食，使强者有欺凌弱者的依据，并声称宰制有色人种是白人的负担（the white man’s burden）。

至19世纪，西方列强争霸激烈，向海外扩张，夺取弱小国家的资源、劳动力、市场，甚至占有他国领土，据为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成为以强凌弱、以大欺小的世界。大清帝国虽人多地广，亦不免受到列强的欺凌，使中国受尽百年的羞辱。日本也东施效颦，步武帝国主义之路，中国受其害最深。然处此世界，弱小国家固然受人宰割，苦不堪言，而列强之间争夺霸权，互不相让，也不免走向战争。

    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史无前例的残酷，生灵涂炭，财产损失，无从估计。日本虽于“二战”后败亡，然其军国主义思想犹未尽除，日本人不能吸取历史教训，既不知认错，难免不重蹈覆辙。“二战”后的冷战，美苏争霸，双方拥有核武器，整个地球有毁灭之虞。苏联崩解后，美国一霸独存，原有意统合全球化的世界，号称“和平红利”（Peace

Dividends）。然而红利既未得分享，世界也不太平。美国主导的世界，凭其经济实力、优势武力，依然强行其意志，结果在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等地，烽火四起，不得安宁，美国的意志未遂而屡遭报复性的恐怖攻击。其结果，既害到别人亦使自家受创。

    斯宾格勒（OswaldSpengler，1880—1936）因亲睹欧战之惨烈，感叹“西方之没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1927—2008）则感叹文明冲突之不可避免，而重建世界秩序之不易，福山（Francis Fukuyama）则提出虚谬的“历史终结论”。可以说，正是近代以来西方崇尚的霸道与霸权，无法为世界带来持久和平。

**管：**中国作为新兴大国长久以来坚持不称霸，并无意取代美国的霸权，立场是一贯的。问题是西方强权以己度人，视中国崛起为新霸权挑战旧霸权，故不惜围堵，美国亦不能理解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平等互惠的“新型大国关系”。中美之间会不会重蹈“修昔底德陷阱”的覆辙？

**汪：**中美之间价值观与战略矛盾虽大，冲突状态虽然形似，但两国之间经济密切，有异于希腊城邦各自的贸易系统，中美之间有千丝万缕的大国关系，牵涉到太多的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合作与互动，更何况还牵涉到许多其他国家。两国也都有诸多亟待处理的内部问题，又都拥有先进军备以及核武器，也没有冒核战风险的可能。当前中国虽触动美国霸权的敏感神经，但斗而不破之势显而易见。

    中美之间之所以不会重蹈覆辙，因今昔情势大异，无论时空与政经都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两国历史经验迥异。明代史家于慎行指出，历史经验非不可学，唯须得法，若谓“天下之事，有异情而同形者，当曹操伐吴之时，则降者亡而战者胜；及魏鼎既成之后，则战者败而守者全。何也？前之形未成而后之势已定也。”如只知其势而不知情，正好学错了历史经验，反之亦然，因“天下之事有同事而异功者”，相同的一件历史事件，由于情势的不同，会有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学习历史先例而不知情势有异，很可能适得其反，做错误的类推是误读历史，甚至会造成难以挽回的灾难。

我认为，中华文化的精髓是王道精神，王道乃中华所尊奉的悠久传统，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精神依据，正可补西方世界崇尚霸权之不足。中美之间的矛盾不是霸权挑战霸权，而是中国要以王道来对付霸道。就此而言，并无所谓的争霸问题，也就不会重蹈“修昔底德陷阱”。

**管：**如何从中华文化传统中理解王道精神？能否从历史经验中获得一些有益启示？

**汪：**中华文化传统中原有尊王黜霸的王道精神。古代中国有独特的睦邻政策，讲人道，兴灭国，求和平。圣贤之中几乎无人愿谈西方人所谓的“战争的权利”（the right of war），莫不知战争得不偿失，侵略战争尤不被允许。也许除了法家之外，无不崇尚天下太平，儒家与墨家最甚。即使是兵家，也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最高原则。墨子提出非攻的思想，其宗旨更加明确：“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墨子发明了非攻的真理：“其所非的是攻，不是战。质言之，侵略主义，极端反对；自卫主义，却认为必要”。侵略别人的国家绝对是不义的，但为保家卫国而战绝对是正义的。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家之中，普遍存在着和平主义思维。

儒家都是“和平主义者”，尤其爱好和平，讲究德治，动武乃不得已之事。在儒家政治哲学里，几无倡导战争的概念。孔子面对战争，谴责暴力。孟子所谓“春秋无义战”，认为好战者要服重刑。孟子又说“仁者无敌”，指仁者讨伐暴君，受暴君之害的民众必起而回应，迎接王师，故不劳征伐。《尚书》载有“苗讨而不服，感德之后，不讨而自动来归”的故事，充分说明儒家相信以至诚感顽劣的道德力量，不允许未有“威让之词”，就“胁之以兵”。

孔孟思想中对世界秩序具有正面的理想，即孔子所提倡的王道精神。王道就是用说理而非动武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认为以武力要人就范，不足以服人心，唯以德才能服人，王道精神成为中国人的最高政治理想。已故著名政治哲学家萧公权曾说，中国在两千多年前虽已放弃了商鞅，然而欧洲仍敬重马基雅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 1469—1527），视其为近代第一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中国的王道精神与西方的马基雅维利思想迥异，因中国深信和平为最佳处理人际与国际关系的方式，对和平与正义共处具有信念，希望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和平与正义的世界秩序之中。固然在动乱的战国时代，也有如商鞅尚战功者，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打下基础，但中国的主流传统既不好战，也不赞同严刑峻法，在汉初已认为强秦之速亡，即归因于其好战与无道。

    中国缺乏尚武精神，两千多年来的重文轻武使现代中国人深感在军事上过于保守。如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 Fairbank, 1907—1991）就觉得秦始皇修长城，明代又重修长城，虽在军事上无效，却“生动地呈现了中国被困在长城之内的心态”（vividly expressed China’s siege mentality）。雷海宗也指出，中国长期积弱的原因或很复杂，“但最少从外表看来，东汉以下永未解决的兵的问题是主要的原因”。但是爱好和平并非消极无能，王道精神不是消极地沦为别人刀俎上的鱼肉，而是积极地不仅要能自卫，而且要有能力维系世界和平。中国虽被霸权欺凌百年，但自振兴以来，至今没有侵略战争，只有卫国战争，在国际上也绝无霸道行为。中国的卫国战争以及在非洲的经营已见王道与霸道之区别。

**管：**今日中国崛起，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势必在世界上扮演愈来愈重要的角色。中国如何以王道精神来应对环球的变局？“一带一路”能否理解为王道精神的落实？

**汪：**王道、霸道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崛起的中国推行以王道精神为基础的世界新秩序，必将令世人耳目一新。中国应对环球变局，唯有王道可行，而传统国学中藏有丰沛的王道意识有待发扬与阐释。王道的实质内容不外乎仁义道德。广博爱人、无私而彼此感通，谓之仁，但绝不容忍害群之马，姑息恶徒，即孔子所谓“勿求生而害仁”。办事客观公正而合宜谓之义，但绝不一意孤行。义与仁又不可分，在儒家学说中仁义并称。循路而行，谓之“道”。道乃达到目的途径，以人类的福祉为目的之路。道分两途，恰似王霸两道不相为谋，霸道只图私利，而王道能“存亡继绝”，维护秩序与安宁。王道长，霸道才能消，世界才有可能实现天下太平，成为人类共由之路。德者，得也，“内得于己”，就是人类有天赋的良知，能够自省，有所戒惧而不蹈覆辙；“外得于人”，就是自身之外得到外在的成败经验，二者相合不仅是做人之道，而且是处世之道，得到共同的是非之心。如在世界上国与国之间以仁义道德为最高准则，王道行矣！

    当前中国实施的“一带一路”就是令人振奋的和平发展的宏伟计划，必将打破被分隔的区域经济，彻底改变点状、块状的发展格局，跨越华东、华中和华西，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向中亚、东盟、南亚、欧洲、非洲，以及延伸到动乱的中东，不仅将有利于加快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同时提升从东到西许多贫穷地区与国家的经济，改善各国广大人民的生活，实现互惠互利、真正的双赢。难怪包括英、法、德等大国在内的西方国家，闻风响应。

    美国刻意阻拦失败，反而显得尴尬与霸道；日本听命于美国，更显得彷徨无主。“一带一路”一旦实现既定的目标，真可为全世界增加乐利与和平，可说是王道精神的具体落实，与美国霸道所造成的动乱与损人不利己的后果，大异其趣，足可让全世界人知道王道之可行也。王道才真正是摆在世人面前的“明摆着的命运”（manifest destiny）。

**管：**谢谢汪先生接受访谈。祝您人笔两健，在京期间生活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