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政之美和水泥中的蝴蝶之谜_风闻

《二手时间》（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著名作家S.A.阿列克谢耶维奇最新作品。这本书讲述了苏联解体后，1991年到2012年二十年间的痛苦的社会转型中，俄罗斯普通人的生活，为梦想破碎付出的代价。在书中，从学者到清洁工，每个人都在重新寻找生活的意义。他们的真实讲述同时从宏观和微观上呈现出一个重大的时代，一个社会的变动，为这一段影响深远的历史赋予了人性的面孔。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C，地区党委第三书记，四十九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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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个人在等我，叶莲娜本人和她的朋友安娜·依琳尼奇娜。这次访问是我和叶莲娜约好的，而安娜是从莫斯科来她家做客，马上也加入了我们的谈话：“我早就想有谁能给我说说，我们身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她们两人的故事中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除了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等名人的名字。不过她们两人心中都有各自的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有她们自己的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叶莲娜·尤里耶夫娜：

——还需要谈论社会主义吗？和谁讲？大家全都是证人。老实说，我很惊讶您会来到我家。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党员干部……他们现在不让我说话，叫我封口。说列宁是匪帮，还有斯大林……说我们全都是罪犯，虽然我手上从没有过一滴血。但我们身上打着烙印，我们所有人都有烙印……

也许在五十或一百年后，被我们称为社会主义的那段生活，将被客观地写下来。没有眼泪，也没有咒骂。人们将开始挖掘它，像挖掘古代特洛伊一样。不久之前还不能说社会主义的好话。连西方人在苏联崩溃后都明白马克思的理想并没有结束，还需要发展。不是为之祈祷。马克思在西方从来就不是偶像，不像我们这里把他封为圣人！我们先是把他尊为上帝，然后又对他大加诅咒。抹杀了他的一切。科学也曾给人类带来过无数灾难，那时候怎么没有灭绝科学家！我们诅咒原子弹之父，最好从火药发明者开始，先诅咒他们……我说得不对吗？（我都来不及回答她的问题）是的……走出莫斯科是对的，这么做才可以走进俄罗斯。

当你在莫斯科散步时，觉得自己是在欧洲：豪华轿车、高档餐厅……金碧辉煌！但你听听我们外省人怎么说的吧：莫斯科并不是俄罗斯，萨马拉、陶里亚蒂、车里雅宾斯克，还有罗宾斯克这些地方才是俄罗斯。在莫斯科厨房里就可以了解俄罗斯吗？在聚会中就可以了解俄罗斯吗？哇啦哇啦，夸夸其谈……莫斯科，那是另一个国家的首都，而不是外环路之外那些地方的首都。莫斯科只是个旅游天堂。不要相信莫斯科……

来到我们这儿的人马上就可以看出：对，这是些“苏联分子”。甚至按照俄罗斯标准，这儿的人生活也很贫穷。这里的人都痛骂富人，大骂国家，诅咒一切，大家都认为自己受了骗，从来没有人对他们说要搞资本主义，他们还以为在改善社会主义呢。这里的人所知道的生活，就是苏联式的生活。当他们在集会上扯破喉咙大喊“叶利钦！叶利钦！”时，他们已经被洗劫了。没有经过他们同意，工厂就被分掉了。正如俗话所说，石油和天然气都是上帝给我们的啊。到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而在1991年，大家都参与了革命，纷纷设置路障。人人都想自由，可是最终得到了什么？叶利钦式的强盗革命……我女友的儿子差点儿因为社会主义思想而被杀死。“共产党员”几个字成了一种耻辱。那小伙子在院子里几乎被其他男人杀死，他们本来还都是熟人、朋友呢。

他们几个本来就是一起聊天弹吉他，忽然有人说我们去收拾共产党吧，把他们吊到灯笼上去。米沙·斯鲁采尔的爸爸在我们区委会工作，他是一个喜欢读书的男孩，给他们引用英国作家切斯特登的作品：“没有乌托邦的人比没有鼻子的人更可怕……”就为了这句话，他挨了一顿靴子和皮鞋的痛殴……“你这个犹太佬。1917年革命是谁干的？”我还记得改革初期，人们眼中那灼灼的目光，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人准备对共产党员动私刑，把他们押解出去……马雅可夫斯基和高尔基的书籍都被扔进垃圾箱，列宁著作被当成了废纸。都被我收集起来了。是的！就要这样！我绝不会抛弃！永远不会惭愧！绝不改变颜色，绝不会把红色变成灰色。就是有这样一种人：“红军”来了，他们就喜庆地欢迎；“白军”来了，他们又喜洋洋地欢迎。

这种人变脸之快令人惊讶：昨天还是共产党，今天就变成了激进民主派。我眼看着那些“忠诚”的共产党员变成东正教信徒和自由主义者。我很爱“同志”这个词，这种爱从未停止过。多么美好的词汇！知道“苏联分子”吧？品味一下这个词吧！苏维埃人是很好的人，他们可以去乌拉尔山外，去戈壁荒漠，为了理想，不是为了美元，不是为了外国人的绿钞票。第聂伯水力发电站，斯大林格勒大会战，进入外太空，都是苏维埃人做的。伟大的苏联分子！至今我最喜欢写的几个字母就是CCCP（苏联的缩写）。那曾经是我的国家，而现在我所身处的，不是自己的国家，我是住在别人的国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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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来就是苏维埃人。我奶奶不信上帝，只信共产主义。我爸爸至死都在盼望社会主义复辟。柏林墙都倒塌了，苏联都解体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等待……他一遇到最好的朋友就吵架，那位说红旗变成了红抹布，爸爸说那永远是红旗！永远是我们的旗帜！爸爸参加过苏芬战争 ，他至今也还是不明白当时是为何打仗，只知道是必须的，他就去了。关于那场战争，所有人都沉默，不称其为战争，只叫芬兰战役。可是爸爸讲给我们听过，在家里悄悄讲的。其实他讲得很少，但是一喝酒就会回忆一番。他记得的战争景象是在冬天：茂密的森林和几米厚的积雪。芬兰人踩着雪橇打仗，穿着白色的掩护服，出其不意地到处出现，就像天使一样。像天使一样，爸爸就是这样说的。芬兰人总在夜间除掉我们的哨所，有时杀死我们一整连的人。死者遍地……在爸爸的回忆中死者总是躺在血泊中，像睡着了一样，但血流得很多很多，几米厚的白雪都染红了。战争之后爸爸甚至从来都不去杀鸡，一只小兔子都不伤害。只要看到任何被杀死的动物，闻到热血的气味，他就大发脾气。他特别害怕进入有灌木丛的森林，这些森林里那时候通常隐藏着芬兰狙击手，他们叫作“杜鹃”。（沉默）

我还想补充一下，从个人角度说……胜利后我们这个小镇都被花海淹没了。最重要的花是天竺牡丹，必须保证它的茎秆冬天不被冻坏。上帝保佑！我们就像是照顾婴儿一般包裹它，呵护它。花在房子周围生长，在房子后面生长，沿着篱笆种植，还要靠近水井。恐惧之后特别想过幸福的生活。后来，那种花消失了，现在已经完全没有了。但是我一直记得，直到现在都记得……（沉默）

再说爸爸……我们的爸爸只打了半年的仗就当了俘虏。是怎么被俘的？他们在冰冻的湖面上进攻，敌人用大炮打碎了冰层。很少有人游到对岸，到达对岸的人已经没有力量、没有武器了，几乎赤裸着上身。芬兰人向他们伸出双手。芬兰人救了他们。有的人抓住了伸出救助的手，也有人没有……很多人没有接受敌人的救助。上级是这样教他们的。但我爸爸就抓住了那只手，他被拉上了岸。我记得爸爸很惊讶地说：“他给我杜松子酒喝，让我暖身子。又给我穿干衣裳。他们还笑着拍打我肩膀：‘你活下来了，伊万！’”爸爸从没在这么近看过敌人。他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那么高兴。

1940年芬兰战役结束，苏联和芬兰交换战俘。一排一排地迎面交换。芬兰人走到自己人那边时，互相拥抱握手。我们这边不是这样，就像遇到敌人一样对待我们。“弟兄们！同胞们！”爸爸他们向自己人跑去。“站到一边去，否则我们就开枪了！” 士兵带着军犬把自己的战俘队伍包围住，赶入特别准备的木板营房中，四周绕着铁丝网。审讯开始……“你怎么被俘的？”调查员问爸爸。“芬兰人把我从湖里拉上岸的。”“你是叛徒！只顾自己的性命，而不管祖国。”爸爸也认为自己有罪。他们就是这样被教育的。连个审判都没有，就把他们都赶到操场上宣读命令：以叛国罪判处六年劳改。马上押送到沃尔库塔。他们在那里的永久冻土上修建铁路。天啊！那是在1941年……德国人已经快打到莫斯科城下，然而没有人告诉他们战争已经开始——因为他们是敌人，会为此而高兴的。白俄罗斯已经全部被德军控制，他们夺取了斯摩棱斯克。当爸爸他们得知这一切，马上希望上前线，于是给集中营的领导写信，给斯大林写信。他得到的回答是：你们这些猪，就在后方工作到胜利吧，我们不需要叛徒上前线。于是他们……当然有我爸爸……我是从爸爸那儿听到这些故事的，他们全都哭了。（沉默）

本来可以带您去见一些当事人的……不过爸爸已经不在了。劳改营缩短了他的生命。再加上改革。他内心很痛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知道国家怎么了，党怎么了。我们的爸爸……在劳改营六年中间，已经忘记了苹果和卷心菜，忘记了床单和枕头，每天三顿只给他们吃粥和面包渣。二十五人睡在一起，木床板直接放在地板上，没有床垫子。我们的爸爸……他行为很古怪，和别人的爸爸不同。他不允许鞭打马或牛，也不许踢狗。我总是觉得爸爸很可怜。其他男人就取笑他：“嘿，你算是什么男人啊？娘儿们似的！”妈妈为他这样子而哭。因为他和别的男人不一样，他对手上拿着的一个白菜头，都会看半天，西红柿也是……起初他从来没有一句话，什么都不跟我们说。十年之后他才开口，就是不久之前……是的。有段时间他在劳改营搬运死尸。一天要处理十到十五具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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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人要自己走回到营房，死了的就放在雪橇上。上边还下令他们必须把死者身上的衣服剥下来，躺在雪橇上的裸尸，就像一只只跳鼠。这都是我爸爸说的，我听到很困惑。那种感觉……让人心里很乱。在劳改营的头两年，谁都不相信能活着出来；刑期五六年的人还会回忆家庭，刑期十至十五年的人从来不提家庭。他们谁都不敢想，不管是妻子，还是孩子，或者父母，都从来不提及。“如果你想家的话，那你是活不下去的。”这也是爸爸的原话。但我们一直在等着爸爸。“爸爸会回来的……爸爸会不认识我了吧……”“我们的好爸爸……”我们好想多叫一次“爸爸”。他终于回来了，那天奶奶在篱笆门外看见一个穿着士兵大衣的人，就问：“当兵的，你找谁呀？”“妈妈，你都不认识我了？”奶奶站在那儿愣了一会儿，突然就晕倒在地上。爸爸就这样回来了。他全身都冻僵了，腿脚和手臂都不能够暖过来。妈妈呢？妈妈说，爸爸从劳改营回来以后变得和善了。她本来很害怕，别人吓唬妈妈说，从劳改营回来的人都变得很凶恶。可是我们的爸爸回家是想过好日子的，在所有情况下，他嘴上都挂着那句谚语：“鼓起勇气吧，更坏的事情还在前面呢！”

我忘记了……忘了这是在哪里发生的。在什么地方？在劳改营吗？人们四肢着地在大院子里爬行和吃草。满眼都是皮肤粗糙的营养不良者。爸爸活着的时候，从没有任何抱怨，他知道“一个人要活下去，只需要三样东西——面包、洋葱和肥皂”，只有三样东西……这就是全部。我们父母这代人已经不在了，如果谁留下来，那么他们应该被送进博物馆，存放在玻璃后面，不能用手去碰。他们经历了多少苦难啊！当爸爸平反时，只给他发了双倍的士兵军饷，就补偿了他全部的苦难。但我们家里很长时间里都高挂着斯大林的巨幅画像，很长时间，我记得很清楚。爸爸活得很大度，他认为那个时代就是这样。那是一个残酷的时代。但是人们建设了强大国家，战胜了希特勒！这些都是爸爸的话……

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严肃认真的女孩子，是一个真正的少先队员。现在人们都认为以前加入少先队都是被迫的，其实从来没有被迫。那个时候所有孩子都梦想成为少先队员。走在一起，敲着小鼓吹着小号唱着歌曲：“亲爱的边疆多美好/亲临其境更可爱！”“百万雏鹰飞向高空/我们为国家而自豪。”可是我家毕竟有个污点，就是爸爸进过监狱，妈妈因此很担心我不能加入少先队，或不能很快入队。我也很想和大家一起进步，这是必须的。“你支持谁：月亮还是太阳？”班级里的男孩们对我进行审讯。回答可得非常小心：“月亮。”“正确！你支持苏维埃国家。”要是你说“太阳”，那就是你“支持该死的日本人”，他们经常这样对我进行嘲讽和捉弄。

我们那时候彼此发誓都会这样说，“以少先队员的诚实”或“向列宁保证”。最毒的发誓是“向斯大林保证”。连父母都知道，如果我说向斯大林保证，那就说明我没有说谎。天啊！我现在回忆的不是斯大林，而是在回忆自己的一生……我报名参加课外小组，学习演奏手风琴。妈妈也因为工作优秀而获得过突击手奖章。我可以说没有任何缺点，就像在兵营生活一样……在劳改营时爸爸经常看到有教养的文化人，他在别处再也没见过这么有知识的人。有些人会写诗，他们往往都能生存下来。他们还祈祷，就像圣徒一样。我爸爸也想让他所有的孩子接受高等教育，这是他的梦想。而我们四个孩子真的都大学毕业了。但是他也教我们犁地和割草。我很擅长干草装车和晒草堆。爸爸一直认为“身有薄技，走遍天下”。他是对的。

我现在很愿意回忆往事……我想弄明白过去是怎么过来的。不仅我自己的生活，还有我们的，苏联的经历。我不是一味赞扬自己的人民，既不夸耀共产党员，也不很喜爱我们共产党的领袖们。今天尤其如此。他们打碎了一切，全都资产阶级化了，人人只想过好日子，生活甜蜜。除了消费还是消费。都是在掠夺！我们的共产党也不是原来那些人了。有的共产党员年收入几十万美元，成了千万富翁！在伦敦有公寓，在塞浦路斯有宫殿。他们还是共产党员吗？他们的信仰都去哪儿了？但是你要是提出这个问题，别人就都像看傻瓜一样看你。“不要对我们讲苏联童话。现在不需要这个了。”他们把这个国家毁了！把国家贱卖了。这是我们的祖国啊……有人可以一边骂马克思一边环游欧洲。

这个时代和斯大林时代一样，都很可怕。我会为自己的话负责！您写下这个了吗？我不信。（我看她确实不相信）早就没有了区党委，也没有了州党委。人们和苏维埃政权分手了。可是又得到了什么？戒指、巧克力……小偷政权，抢劫一样啊，谁够快谁就能抢到馅饼。我的天！那个丘拜斯 ，他搞“工头式改革”，现在他到处吹牛，周游全世界演讲。说是在其他国家建立资本主义要几百年，而在我们国家用外科手术方法，只用三年时间……如果有人偷窃，谢天谢地，但愿他们的孙子辈成为遵守秩序的人。呵！这些民主派……（沉默）他们按照美国体型剪裁西装，他们听山姆大叔的。可是美国西装不适合我们，一坐下来就出洋相了。不是吗？不是追求自由，而是追求牛仔裤，追逐大超市，买的是鲜艳包装。现在我们商店里倒是什么都有，琳琅满目，但是香肠堆成山与幸福无关。这是荣誉问题。曾经的伟大人民！如今却产生推销员和强盗，产生店铺伙计和经理。

戈尔巴乔夫上台了，他们开始大谈列宁主义原则回归。这相当鼓舞人心，激发全社会的热情。人民早就期待变化了。当时大家很相信安德罗波夫 ，对，他是一个克格勃……怎么和您解释呢？人们已经不再害怕苏共。男人们可以在啤酒馆内外大骂共产党，克格勃却不知道哪儿去了，你说怎么办！都变成记忆了。我们都知道铁腕，烧红的铁，叶若夫 的手套，这些家伙能够维持秩序。我们不想重复平庸，但是鞑靼人毁了我们的基因，建立了农奴制……我们都习惯于打压人民，不打压就一事无成。为此安德罗波夫开始“拧紧螺丝帽”，因为所有人都游手好闲了：工作时间去看电影，去澡堂洗澡，去购物喝茶。

民警展开了突击搜查，检查身份文件，直接上街纠察，在餐厅、商店抓住懒散游荡者，勒令他们去工作。要么罚款、要么辞退。可惜安德罗波夫患了严重疾病，很快就去世了。我们那时一直在为领袖们送葬、送葬。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在戈尔巴乔夫之前流传最广的笑话是：“现在播出塔斯社消息。你们以为是个大玩笑，但是排队上岗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又去世了……”哈哈哈，人民在厨房里大笑不已，我们也在自己的厨房里大笑。在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厨房里喋喋不休。（笑）我记得特别清楚，在交谈时一定要大声开着电视机或收音机广播。这是一门科学。人们互相学习如何用计谋让电话监听的克格勃根本听不到我们聊天的内容：拨动一下数字盘（老式电话都是拨号盘），在数字洞中插入一支铅笔固定住，当然用手指也可以，不过指尖会很累。也许您也学过这招吧？还记得吗？需要说一些“秘密内容”的时候，就要距离电话听筒两三米远。那时候，打小报告和窃听电话这种事情到处都是，整个社会从上到下告密成风，就连我们区党委的人也互相猜疑：我们当中谁会告密？后来弄清楚了，我怀疑过的一个人其实是无辜的，但是告密者往往不止一个人，而是有好几个人。

有些人是我从来都想不到的……其中之一竟然是我的女清洁工。一个友善和气的女人。她倒是很不幸，丈夫是酒鬼。我的天啊！连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提心吊胆……我读过他的一篇专访，说他在自己的办公室谈到保密内容时也是这样做：把所有电视机和广播放到最高音量。这通常都是最基本的动作。要是有很认真的谈话，就得邀请人家到城外的别墅去。他们在那里走进树林，一边散步，一边谈话。鸟儿是不会告密的……那个时候谁都担惊受怕，连被别人害怕的人自己也害怕。我就一直很害怕。

关于苏联时代的最后几年，我还记得什么？挥之不去的羞辱感。因为胸前挂满奖章和红星勋章的勃列日涅夫，因为被人民称为舒适养老院的克里姆林宫，因为空空的柜台。我们总是完成或超额完成计划，但是商店还是空空如也，我们的牛奶去哪儿了？猪肉去哪儿了？我现在还不明白，这些东西怎么都消失了。商店开门一小时后牛奶就没有了。午饭过后售货员就待在洗得干干净净的盘子架子旁边了。在货架上，三升的桦树汁罐和盐包不知何故总是湿漉漉的。罐子里原来装的是鲱鱼。真相大白！香肠刚刚摆上柜台就马上被一抢而空，小灌肠和饺子这些美味佳肴也都是这样。区委会总是会分发一些东西给下边：给这个工厂十台冰箱和五件皮大衣，给那个集体农庄两套南斯拉夫家具和十件波兰女式小包，还有锅和女性内衣、裤袜……这样的社会只有在恐惧中维持。在非常时期，就得有较多的枪决和逮捕。现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和集中营劳改营一起结束了。需要另外一种社会主义。

改革开始了……有那么一瞬间人们再次被我们所吸引，一些人要求入党，大部分人抱有期待。那个时候的人们都是那么天真，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共产党员还是反苏分子，全都是浪漫主义者。今天我们才为这些而羞愧，为天真而惭愧。大家都在为索尔仁尼琴，那位从美国佛蒙特州回来的伟大老人祈祷！不只是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已经明白，我们不能够继续这样活着，不能这样生活了。我们都在自欺欺人。共产党员们也都明白这一点，您相信不相信我？共产党中有不少聪明诚实的人，心地真诚的人。我就认识这样的人，尤其是在外省经常能遇到这样的人，像我父亲那样的人……不过父亲没有被接受入党，党让他吃过很多苦，但是他却依旧相信党。相信我们的党和国家。

他每个早晨都是从读《真理报》开始，一份《真理报》从头看到尾。没有党证的共产主义者比持有党证的党员要多得多，他们是精神党员。（沉默）在所有的游行中，他们都高举这样的标语：“党和人民融为一体！”——这不是空话，是真的。我这么说没有偏向任何人，我实事求是。大家全都忘记了……很多人入党是凭着良心，不仅是为了找份职业或务实考虑：如果我不是党员，要是偷了东西就会把我抓起来；如果我入了党，再偷东西的话，就不会入狱而只是开除党籍。我很反感有些人在谈到马克思主义的时候那种轻蔑和不屑的样子，他们甚至要把马克思主义扔进垃圾箱！送进废品场！这是个伟大的学说，经受过所有压制，也一定能够承受我们苏联这次失败。因为很多理由……社会主义不仅仅有劳改营、政治告密和铁幕，也是正义和光明的世界：公平分享、同情弱者、善良待人，而不是自私自利。

领导们都是这样对我说的：在别人都没有汽车时，我们是不能买车的。那时候没有人穿范思哲西装，也没有人在迈阿密买房产。我的天啊！当时苏联领导人生活水平也不过就是现在商人的平均水平，远没有寡头那么高。甚至可以说挺清贫的！他们也没有为自己建造那种用香槟淋浴的豪华游艇。想想看吧！像电视广告播出的那样：一个镀金浴室的价格，就相当于一套两居室了。您能告诉我这是给什么人准备的吗？连房门把手都是镀金的。这就是自由？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人物，什么都不是，等于零，在生活的最底层，但是苏联时期他可以写信给报纸，走进区委会投诉，给领导或者不好的服务提意见，也可以举报丈夫不忠……我不否认这些也都挺愚蠢，但是今天有谁还会听普通人说话？谁还需要普通人？您还记得苏联时期的街道名称吧，冶金学家大街、爱好者大道、工厂街、无产阶级大街……那时候，小人物是受重视的，可以发表宣言，上电影屏幕。就像您说的，现在谁都不必遮遮掩掩了。

没有钱就走开！躲到长凳下面去！街道重新命名了：小市民大街、商人大街、贵族大街，我甚至看到连香肠的商标上写的也是“公爵夫人”牌，还有“将军”牌红酒。反正就是拜金主义和成功者崇拜。强者生存，实力制胜。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大脑有智慧，很多人只能用蛮力掠夺他人。一部分人的天性就是，如果他们自己不行，就和别人作对。

女友力图说服我，真正的社会主义是需要有理想的人，但是现在没有这种人。理想都是废话和童话。我们的人不论怎样都不会用进口旧汽车和申根签证护照去交换苏联式的社会主义了。而我仍旧相信，人类还是要走向社会主义，走向公平公正，没有其他道路。您看看德国，看看法国，还有瑞典方案。俄罗斯式的资本主义有什么价值？对“小人物”那么蔑视，对没有百万金钱、没有奔驰的人们那么蔑视。取代红色旗帜的是基督教复活和消费崇拜，人们在入睡前所想的不是崇高的事情，而是今天他没有买到什么东西。想想看，一个国家的分崩离析难道只是因为知道了古拉格的真相？那些写书的人就是这样想的。而人类，正常的人类不是活在历史中的，他们活得很简单——恋爱、结婚、生子、盖房子。

一个国家居然会由于缺乏女靴和厕纸而垮台，因为买不到橙子，因为买不到该死的牛仔裤而消失掉！现在我们的商店像博物馆一样，像剧院一样。他们想让我确信范思哲和阿玛尼的那些碎布片是人类所必需的，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够多了。生活就是金融骗局和票据。自由就是金钱，金钱就是自由。而我们的生活一钱不值。瞧，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您明白吗，我甚至找不出一个词语来形容它。我很同情我的小孙子们，他们真可怜，每天在电视上被灌输这些东西。我很不认同。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个共产党员。

我们长时间地中断了谈话。茶也没有换，不过这次端来了女主人自己制作的樱桃果酱。

1989年，那时候我已经是区党委第三书记了。我从一所中学被调专职去做党的工作，在学校时我教的是俄语和文学，最喜欢的作家是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当上级提议我当区委书记时，我很害怕。这是一种责任！但是我毫不犹豫，我有一种真诚的冲动，就是为党工作。那年夏天我放假回到家乡。我平时不戴首饰，但那次我给自己买了一些廉价项链，妈妈看着我惊奇地说：“你看着像女王一样。” 她为我而欣喜，当然不是因为项链！爸爸对我说：“我们谁都不会来找你要求任何照顾。你必须廉洁奉公。”父母为我骄傲，为我幸福！而我呢，我……我还担心什么？我是否相信党？诚实地回答：我那时相信，现在也相信。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和我的党证分开过。我是否相信共产主义？坦白地说——我不会说谎——我相信公平社会的建立是有可能的。

即使是现在我也相信。说什么社会主义时代的生活很糟糕，这些话我都听厌了。我为苏联时代骄傲！那时候当然没有奢华的生活，但是正常生活是有的，爱和友谊是有的，裙子和鞋子是有的……那时候我们都聚精会神地听作家和艺术家的演讲和歌唱，现在都不再有了。在体育场里，那些原本属于诗人的位置被巫师和通灵者占据了。现在人们就像非洲人一样相信女巫。而我们呢，只要你愿意，只要你有激情，我们的苏联生活追求的是另一种文明，权力属于人民！反正我心里很不平静！今天您在哪里还能看到挤奶女工、车工和地铁机械师？没有了。报纸上没有他们，电视屏幕上没有他们，克里姆林宫颁发勋章奖章也没有他们，哪儿都没有他们了。到处都是“新英雄”：银行家、商人、模特和电影女星，还有经理。年轻人还能适应，老年人只能在沉默中死去，被挡在新世界大门外，在贫困中死去，被人遗忘。我的退休金只有五十美元……（笑）我从报纸上看到，戈尔巴乔夫的退休金也是五十美元。有人还这样说我们：“共产党员住在豪华宫殿里，用大调羹吃鱼子酱。他们为自己建造了共产主义。”天哪！我带你们到我的“豪华宫殿”来看看吧：普普通通的一套两居室，总面积只有五十七平方米，什么都没有隐藏：苏联式的水晶器皿，苏联式的金饰品……

（那么特权医院、特供口粮，还有内部排队分住房和官方别墅，还有党干疗养院什么的呢？）

实话实说？这些么……是有过的……在那边更多。（她举起手朝上边指了指）但是我一直是在基层，是最底下的一层。和基层群众在一起，永远受到群众监督。如果确实在哪些地方有你说的那种情况，那我不争辩，不否认！和你们一样，我也是在改革派报纸上看到的，说中央书记的孩子们飞到非洲去打猎，买钻石。不过那也比不上现在的“新俄罗斯人”的那种生活，比不上新俄罗斯人的城堡和游艇！看看他们在莫斯科周围建造了什么：宫殿！两米高的石头围墙，电网，电视监视器，武装警卫，就像是国中之国或者秘密军事目标。难道是电脑天才比尔·盖茨住在这里？还是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反正是赢家。

国内战争没有打，胜利者却已经出现。他们就用石头墙防御，他们要防范谁？防范人民？那时候人民只想赶走共产党员，盼着美好时光来临，过上天堂般的日子。不料自由的人民没有出现，却出现了这些千万富豪和十亿富豪，黑帮！光天化日之下有人开枪……在我们这里，人们砸了一个商人的阳台。但他们不害怕任何人，他们乘坐装了镀金厕所的私人飞机，还到处自夸。我在电视上亲眼看见，有个富豪还显摆他那块价格等于一架轰炸机的手表。另一个富豪的手机上镶满了钻石。整个俄罗斯没有一个人高喊这是一种耻辱！卑鄙！曾几何时有乌斯宾斯基和柯罗连科，还有肖洛霍夫给斯大林写信捍卫农民的利益。现在我也想这么做……您问我，可是我倒是想请问您：我们的精英都在哪里？为什么我每天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顺着别列佐夫斯基和波塔宁 的理由写的观点，而不是奥库扎瓦、伊斯坎德尔……这些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你们让出了自己的位置？放弃自己的椅子，却第一个奔到寡头的桌子上去吃面包屑，去为他们服务？俄罗斯知识分子以前是不逃跑，也不做仆人的。现在谁都没有留下来，没有人再谈精神，除了牧师。到底那些改革分子都在哪里？

我们这一代共产党员和保尔·柯察金很少有共同点，与挎着皮包、带着左轮手枪的第一代布尔什维克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我们从他们那里继承下来的只有一些军事术语：“党的战士”“劳动前线”和“丰收会战”。我们早已感觉不到自己是党的战士了，只是党的服务员和职员。留存下来的只剩下“光明未来”的礼仪：列宁画像挂在大礼堂，红旗放在角落里，只有典礼和形式。已经不需要战士，需要的只是表演者：“来吧，干吧！”而不是像从前那样：“把党证放在桌子上。”上级下令，立即执行，随时报告。党已经不再是军事指挥部，而是一部机器，官僚机器。我党很少招募人文科学家，从列宁时代起党就不完全相信他们。关于知识阶层列宁曾经这样写道：“他们不是大脑，而是国家的糟粕。”所以像我这样学习文学的干部是很少的。

干部都是从工程师、畜牧师中培养出来——从制造机器、生产肉类和谷物的专家中提拔起来的，而不是从人文学者中提拔。集体农庄大学是干部的熔炉。需要的就是工农子弟。干部要来自于人民，这项政策已经贯彻到可笑的程度：可以征召一个兽医做党务工作，一个全科医师却不行，绝对不行。我也从来没有见到过抒情诗人和物理学家担任党的干部。怪吧？党的内部从属关系，就像军队一样，提升很慢，得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向上爬：先是区委的文员，然后是科室主任、指导员、第三书记、第二书记……我在十年时间里走过了所有阶梯。现在呢，初级科研员或者实验室主任就可以执掌国家，集体农庄主席或者电工直接可以成为总统。从集体农庄一步就升到国家级别！这种情况只有在革命中才会发生（这个问题好像是针对我，又像是针对她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定义1991年的事情。

那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甚至没有人尝试解释一下，我们到底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中。除了香肠之外，我们还有什么思想？我们在建设什么？我们向前进，走向资本主义的胜利？是这样的吗？我们骂资本主义骂了一个世纪：怪物、魔鬼……现在我们又因为要与他们一样而感到骄傲了。如果我们和所有人都一样了，又有谁对我们有兴趣？替天行道的民族，全体人类的希望……（讽刺）所有人对资本主义的感觉就像不久前对共产主义的感觉那么美好。都在做梦啊！他们审判马克思，谴责理想……理想成了杀手！但我认为应该加罪于那些执行者。我们实行的是斯大林主义，不是共产主义。

现在我们则既不是社会主义，也不是资本主义；既不是东方模式，也不是西方模式；既不是帝国，也不是共和国。东闯西撞，就像是……我还是闭上嘴吧。斯大林！斯大林！大家都要埋葬他，埋葬他……可是根本就不可能真正埋葬他。不知道在莫斯科怎么样，反正在我们这里斯大林肖像都放在汽车挡风玻璃上，挂在公共汽车上。拖车司机们尤其喜欢他，穿着大元帅礼服的斯大林。人民！人民！人民是什么啊？人民就这样说自己：大棒和偶像都是自己造出来的，就好像木刻一样，想要什么，就能做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是在劳改营和暴乱之间摇摆，现在这个钟摆正好悬在中间，全国一半人都期待出来一个新的斯大林。只有他来到，才能带来秩序。（再次停顿）在我们区委，当然也有很多人议论斯大林。党的神话代代相传。大家都喜欢谈论以前是如何在大老板管制下生活的。斯大林时代的规矩是这样的：要是中央部长级干部喝茶配三明治的话，一般干部就只有喝茶，但是副部长这个级别的呢？喝茶的时候也没有配三明治，不过可以配有一块白色餐巾。他们已经够显赫了，都爬到奥林匹斯诸神和英雄的地位了，也还要争先恐后地挤位置……这种状况不论是在恺撒大帝还是彼得大帝时代都是一样的，而且将永远如此。你们欣赏那些个民主派，可是他们抓住权力后也是马上就利用起来，干什么呢？也是要为自己多吃多占，找一个聚宝盆。没有一次革命能消除这种非法谋私。我们都看得清清楚楚。叶利钦曾经与特权斗争，自称民主斗士，可是现在呢，当人们奉承他是鲍里斯沙皇时，他不是很喜欢吗？他成了民主教父……

伊凡·蒲宁 的《该诅咒的日子》我读了好几遍（她从书架上拿下这本书，找到书签读起来）：“我记得，就在《敖德萨新闻》所在的那幢楼门外，曾经有一个老年的工人，那是布尔什维克当权的第一天。突然从大门里跳出一帮男孩子，带着一包包刚刚印出来的‘号外’大声叫卖：‘敖德萨的资产者捐出500万！’那位老工人气喘吁吁，好像被愤怒和幸灾乐祸呛得说不出话来：‘太少了！太少了！’”您不觉得这话听起来很熟悉吗？我觉得……是的，似曾相识。在戈尔巴乔夫年代，第一波造反开始的时候，人民聚集到广场上要求面包、要求自由、要求伏特加和烟草，真可怕啊！很多党员干部发了中风和心肌梗死。就像党教导我们的那样，“在敌人环伺下”，“在陷入围困的要塞中”。我们一直为迎接世界大战做准备，更担忧核战争，却没有料到内部的崩溃。

没有预料到，从来没有……我们已经习惯五月和十月的队伍和标语：“列宁事业永存！”“党，我们的舵手。”而现在的人们并不是有组织的队伍，而是自发的势力。他们不是苏联人民，而是另一种人，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标语也完全不同：“把共产党员送上法庭审判！”“打烂共产主义害人虫！”让人立刻想起新切尔卡斯克 。当时的消息是被封锁了，但是我们都听说了，就像赫鲁晓夫时代饥饿工人走上街头一样，当时对他们开了枪……那些活下来的人都被送到了各个劳改营，至今他们家人也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而现在……现在是改革了，不可能开枪，也不能镇压，必须对话。但是我们当中谁能够走到人群中去演讲？对话开始，苦口婆心地劝说……但我们只是机关工作人员，并不是演说家。我也在课堂上痛斥过资本家，捍卫美国黑人。我的办公室里摆着五十五卷的《列宁全集》，但有谁真正读过吗？在大学里都是考试之前浏览一遍而已：“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啦，“所有的神像崇拜都是恋尸癖”啦。

恐慌变成了恐怖。普通干部、指导员、区委和州委书记们——我们都不敢走到工厂面对工人，走到校舍面对学生。连电话铃声都让我们害怕。如果他们突然又问到萨哈罗夫或者布科夫斯基 ，我们该怎么回答？他们到底还是不是苏维埃政权的敌人了？如何评价雷巴科夫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和沙特罗夫的短剧集？上面没有任何指令下来。早先上级对你说：你完成了任务，在生活中贯彻了党的路线。可是现在呢，教师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年轻导演在工厂俱乐部排练被禁的话剧。上帝啊！在一个纸板工厂，工人们用手推车把厂长推到了大门外。他们愤怒地咆哮，砸碎玻璃。晚上又有人把铁索绕上列宁纪念碑，拉倒了它。人群向列宁做出轻蔑的手势。党组织消失了……我还记得失魂落魄的党员们，拉下窗帘坐在办公室里。

在区委大楼入口处，白天黑夜都有全副武装的民警值班。我们害怕人民，人民起初也习惯性地害怕我们。后来他们不再害怕了……数千人聚集在广场上，我还记得他们的标语：“来个1917吧！革命吧！”我都惊呆了。专业技校的学生怎么也和他们站在一起了，年轻的孩子们，还是一群小公鸡啊！有一次，一群人民代表到区委来了：“给我们看看你们的特供店！你们那儿应有尽有，我们的孩子却饿得晕倒在课堂上。”他们在我们的餐厅没有发现貂皮和黑鱼子酱，但还是不相信：“你们在欺骗老实的人民。” 一切都动摇了，被撼动了。戈尔巴乔夫很软弱，摇摆不定。他应该是想捍卫社会主义的，但是又想搞点儿资本主义……他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在欧洲受赞扬，在美国受欢迎。在欧美那边，人们对他拍手称好：“戈尔比 ！戈尔比！戈尔比真是棒！”……他只是空谈改革……（沉默）

社会主义就在我们眼前死亡了。这些铁血小青年冲了出来。

安娜·依琳尼奇娜：

这虽然是不久之前发生的事，但已经属于另一个时代和另一个国家了……我们的天真和我们的浪漫都留在那里了。那个时候我们太轻信。有的人不想回忆它，因为那是令人难过的，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失望。可是谁又能说我们什么变化都没有？过去连《圣经》都不能带过境，难道忘记了？我从莫斯科把面粉和面食带到卡卢加作为礼物送给亲戚，他们还开心得不得了。都忘了吗？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排队买糖和肥皂了。买外套也不用票证了。

我当时是立刻就爱上了戈尔巴乔夫！现在他们都谴责他：“苏联的叛徒！”“戈尔巴乔夫为了比萨饼就出卖了国家！”但我还记得我们当时的惊奇和震撼！我们终于有了一位正常的领导人。我不为他感到羞耻！那时候大家彼此传颂戈尔巴乔夫如何在列宁格勒叫停了保安随从的阻挡，走到人民中间，还在一个工厂拒绝了昂贵的礼物，在一个传统的晚宴上只喝了一杯茶，等等。他总是微笑，讲话从来不念稿子，年富力强。我们没人会相信，就在商店里出现香肠的时候，就在人们不必为了购买进口胸罩而排上几公里队伍的时候，苏维埃政权却竟然终结了。我们以前都习惯于办事找熟人：预订博览会入场券，买巧克力和德国运动服。为了买到一块肉，就得和屠夫交朋友。苏维埃政权似乎是牢不可破的，还要子子孙孙传下去！可是谁都没有料到它突然就终结了。现在很清楚的是，连戈尔巴乔夫自己都没有想到，他还在想继续改革，但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谁都没有准备，没有人做准备！甚至想推倒这堵墙的人也没有想到。我是个普普通通的技术员，不是英雄，不是……也不是一个共产党员。感谢我的丈夫，他是个艺术家，所以我早就进入了波西米亚圈子。那里有诗人、画家，我们中间没有英雄，谁都没有足够的勇气成为异见分子，没有勇气为了自己的精神信念坐监狱或者住进疯人院。我们只能在衣袋里伸出中指去表达愤怒。

我们坐在厨房里骂苏维埃政权，说政治笑话，读地下出版物。如果有人搞到新书，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去敲开朋友的家门，哪怕是在凌晨两三点，他都是被渴盼的客人。

我清楚地记得那种莫斯科的夜生活，特殊的夜生活。那里有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懦夫和叛徒……有我们自己的快乐。这无法向圈外人说清楚。首先，我无法解释我们为何开心，又不能细说别的……就是这样……我们的夜生活和白天真的完全不同，丝毫不一样！一到早上，我们就都各自去上班，又变成了普通苏联人，和其他人完全一样了，老老实实中规中矩地上班。要么你顺从，要么你就去扫院子当保安，没有其他方式保护自己。等到离开工作岗位回到家，就又开始在厨房聚会，一边喝伏特加，一边通过受到高度干扰的美国之音收听维索茨基的禁书。我至今记得那种剧烈的噼噼啪啪的无线电干扰声。但那个时候我们徜徉于无休止的浪漫、恋爱和分手的循环中。当时许多人都自认为是国家的良心，认为自己有权开启民智。可是我们对人民了解吗？也就是从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从我们的“乡村作家”那里，还有拉斯普京和别洛夫的作品中，才有些了解。我甚至连自己的父亲都不理解，我曾经对着他大叫：“爸爸，如果你不把党证退给他们，我就不和你说话了。”爸爸哭了。

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比沙皇还大。他有无上的权力，但他都出来这样说：“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了。”这是戈尔巴乔夫的名言。于是国家变成了一个辩论场所。人们在家里争论，在工作中争论，在公交车上也争论。有的家庭因为不同观点而瓦解，子女与父母因争吵而分离。我的一个女友就是这样，与儿子儿媳因为列宁而争吵，最后把他们赶到街上，儿子儿媳大冬天只能住到城外冰冷的别墅去。剧院已经空空如也，人们都聚集在家里的电视机前，观看全苏首次人民代表大会 的现场直播。还有在此之前我们如何选出人民代表的完整故事。那是首次自由选举啊！真正的民主选举！两名候选人在我们区四处游说，一个是党的干部，一个是青年民主派、大学教师。我现在还清楚记得他叫马雷舍夫，尤拉·马雷舍夫。我现在还偶尔能看到他，他现在从事农产品生意——西红柿和黄瓜的买卖。当时他是一个革命者，到处演讲，鼓动造反，说些闻所未闻的事情！他把马列主义文献称为“小薄书”，说它们散发着樟脑味，还要求废除宪法第六条 ，而正是这一条规定了苏共的领导作用。

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国家基石……我听到他说的话，真是不可想象。简直是疯了！谁让他……允许他这样说？全都崩溃了……这简直就是重创……我们以前真是太僵化了……我这么多年硬是把自己打造成了一个苏联人，付出了多少啊。（沉默）

我们组织了团队，聚集了二十名志愿者，下班后我们就到区内的一个个公寓楼进行宣传鼓动。我们在标语上写“请投马雷舍夫一票”。可以想象，他一定是胜利的！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那是我们的第一次胜利！！然后我们全都看了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电视直播，我们欣喜雀跃：代表们发言比我们在厨房里的言语更加坦率大胆，或者说和我们的厨房言论很相近。所有人都像发了毒瘾一样留在电视前，舍不得离开：瞧啊，特拉夫金要教训他们了！是啊！波尔德廖夫呢？噢，现在他上台了……真是好样的！

那时候人们对报纸杂志的激情简直无可描述，远远超过读书。那些厚厚的刊物动辄发行量突破数百万册。从早到晚在地铁上总是同样的景象：全车乘客，坐着的、站着的，都在阅读。素不相识的人们也都互相交换报纸看。我和我的丈夫订阅了二十种杂志，一个人的工资全花在订杂志上了。我一下班就跑回家，换上浴袍开始阅读。不久前我妈妈去世了，她说过：“我会像一只垃圾场中的老鼠似的死去。”她那个一居室的住房简直就是一个阅读室：从书架到壁橱，从地板到走廊，堆满了杂志、报纸，其中有珍贵的《新世界》《旗帜》和《道加瓦》……到处是装剪报的盒子。大盒子。我把所有的盒子都运到了别墅，因为扔掉太可惜，可是能送给谁呢？现在全都是废纸了！我就一遍一遍重读，许多内容都用红颜色笔和黄颜色笔画线。红色标的是最重要的内容。我想我的报纸杂志总有半吨多吧。别墅全都塞满了。

那时候的信仰是真诚的，也是天真的……我们都相信：时候到了，停在街上的公共汽车把我们载去参加民主集会。我们憧憬着住进美丽的房子，而不是赫鲁晓夫的灰色建筑中，我们会建成高速路取代破旧的公路，一切都将变得美好。但谁都没有去寻求合理的证明。其实根本就不存在证明。但是为什么还要相信？因为我们是用心去信，而不是用理智去信。我们是用心去投票站投票的。谁都没有具体说应该做什么，反正自由就是一切了。如果你被关在一个封闭的电梯里，那么你的梦想就只有一个：打开电梯门。而当电梯门开启时，你就会感到幸福，无比幸福！这时你还不会去想自己此刻应该做些什么……因为你终于能够畅快地呼吸了，你只是感觉到快乐！我的女友嫁给了一个在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法国人。那个人只是听她说啊说：“看看吧，我们俄罗斯人现在多么有干劲。”可是他问她：“你能告诉我，这种干劲是要做什么呢？” 其实不管是她还是我都不能对他说清楚。我只是这样回答他说：干劲就是攻击力，就是这样。我看见周围都是生气勃勃的人，生气勃勃的面孔。那时候一切都是那么美丽！这些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昨天他们都还不存在啊！

我们家里的电视机从来都不关，每小时都要看整点新闻播报。那时候我刚刚生了儿子，每次抱着他到院子里，也一定要带个收音机。居民们连外出遛狗时也要带着收音机。现在我总是要拿儿子开玩笑：你和我们在一起，生来就是政治家。可是他对此一点儿都不感兴趣，整天就是听音乐，学习外语，想去看外面的世界，过另一种生活。我们的下一代完全都不像我们，他们到底像什么人啊？只有同一时代的人，彼此才是相像的。我们那个时候都是这种样子的：哇噢！索布恰克 登台演讲了，于是所有人都放下手中的事情奔到电视机前。

我喜欢索布恰克那身漂亮西装，看上去像是灯芯绒的，还喜欢他用欧洲的系法扎领带。萨哈罗夫登上讲台了。就是说社会主义也有可能“人性化”？是这样说的……对于我来说，人性的社会主义，就是利哈乔夫 院士的面孔，而不是雅鲁泽尔斯基 大将的样子。而在我说到戈尔巴乔夫时，我的丈夫必须补充一句“戈尔巴乔夫……还有赖莎·马克西莫夫娜”。那时是我们第一次见到总书记的妻子，从来没有为她不好意思。秀美的身材，漂亮的服装，他们夫妇相亲相爱。有人给我们带来一本波兰杂志，上面写道：“赖莎，是一种范儿！”我们为此多么骄傲啊！人们没完没了地参加集会，街道都被传单覆盖了。一个集会结束了，另一个又开始了。人们都像赶场一样奔波，每个人都觉得自己要去得到某种启示。这正是正确的人寻找正确的答案的时刻。前方还有未知的生活在等待我们，它吸引了所有人，就好像我们已经到了自由天国的大门口。（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晓伟看世界“）

但是生活却变得越来越糟糕。很快，除了书籍，什么都买不到了。货柜上只剩下书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