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一文有感_风闻

读“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一文有感

——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新诚教授商榷

作者 马玮

记得我孩子刚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老师出了道题目，然后问孩子们哪位同学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老师话音刚落，我孩子立刻举手发言。结果老师点名我孩子站起来回答这个问题时，他才发现老师刚才说了什么他根本就没有弄明白，结果闹了个大笑话。事后我们家长得知此事后，感觉孩子本性向好，只是急于求成，方法不得当而已。遂以此为教训，经常玩笑话之以示警惕。从后来孩子的成长来看，总的来说是日趋稳重和成熟，作为父母则颇感欣慰。

今天读了凤凰网刊载的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周新诚教授的一篇文章报道《人大教授狠批张五常、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鼓吹私有制》。读罢，不知怎么地就一下子脑中闪现出了我孩子读小学时的那则轶事。但作为一位政经学者，在此当下反腐倡廉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之际，一方面正值中国经济学界普遍处于迷茫于西方经济学理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多次“失灵”预判和对早期源自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计划经济之总体上的失败实践之“杯弓蛇影”局面，另一方面又恰逢人们因为理智地知道“没有伟大的理论就没有伟大的实践”而踌躇满志于创建中国特色的新经济学理论之探讨阶段，在这个敏感的时刻，这位周新诚教授不失时机地站出来总结道：“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笔者对此则似乎感觉到这位老先生有点“返老还童”了一般在说着“童言无忌”的话语。

通读周新诚教授的那篇文章，虽然旁征博引于马列邓之多处语录文章，却唯独不见其历史唯物主义着眼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龙去脉的思维痕迹。我们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是个系统工程。如果解读不当，很容易陷入“摁下葫芦浮起瓢”的尴尬境地。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诚如周新诚教授这样千万分贝地高喊共产党的理论就是“消灭私有制”，那么“你”的“消灭私有制”的路线图是什么呢？“你的战略战术”又是什么呢？一个没有实现路线图的口号主张又跟“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有什么两样呢？怎样解读共产主义理想的实现途径，不仅是辨识真假马克思主义者的试金石，也是所谓“叶公好龙”的又一个真实写照罢了。

例如，一个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为己任的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又该如何面对“全世界无产者”应该“联合起来”这个命题呢？“你是无偿援助”还是应该“有偿帮扶”呢？……。如此众多的基础性议题如果没有一个准确地解答就在那里高喊“共产党的理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我真怀疑“你是想要陷中国共产党”之于“国际共产主义”的“不义”境地呢，还是在干着“捧杀共产党”的阴谋了。这，就是笔者上面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是个系统工程而不宜片面解说的重要原因。前者弄不好会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人士”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个“伪君子”——口称“消灭私有制”而“共产主义是一家”却“还分着彼此”（记住当初各国共产党之于苏联共产党作法的解读就源于此类道理）；后者则形“左”实“右”——难怪历史上的“左派”如王明等人在一定的“环境温度”下就都很容易蜕变为“右派”了，“一切听从统一战线”不就是这帮人喊出来的口号吗！

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案选择问题，本来就是一个带有“机会成本”的“非完美性”任务，不同之处就在于哪一种方案的“机会成本”最小而已。但人非圣贤，好的本意和出发点未必能够保障决策者选择正确的方案。这就牵涉出另外一个老问题了，就是如何科学决策的问题了：是西方式的“民主选举”而本质上被“资本”、“媒体”所绑架呢，还是其他什么“民主方式”……。这些老生常谈笔者在此就不再赘述了。笔者在此要说的是，这位周新诚老先生关于“共产党的理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的阐述没有与时俱进啊！他还停留在马克思《共产党宣言》出版发行的那个年代！这种刻舟求剑式的“照本宣科”是多么可怕啊！他都不知道或者根本就不想了解每一次国内政策优化都往往带来繁重的“政策解说”责任、以便防止外国投资人“误读”中国新的政策趋向……。

又比如，如果我们依周新诚老先生所说“共产党的理论就是要消灭私有制”，那么他老先生又如何说服今天的人民大众遵行《物权法》而在全国遂行“依法治国”的根本理念呢？他老先生又如何解释为什么《物权法》制定颁布以后受到了绝大多数人民的拥护呢？如果他老先生一句两句说不清楚，那么笔者还是建议他能够言简意赅地解释清楚的时候再出来发表言论吧。总之，我们说，“不怕敌对势力强大，就怕自家人愚蠢啊”——笔者甚至都怀疑这是不是敌对势力之“卧底”干出的一种“捧杀”我党的阴谋行为了！

事实上，许多的所谓学者恰恰也是很容易“一叶障目”的：当谈及腐败横行时，这些人侃侃而谈改革开放之过如何严重，以致于流露出对于“贫穷社会主义”的无限怀念、甚至于把这些发展中的问题归咎于某个领导人个人；当论及改革开放之前那种文字狱、极左风潮而“万马齐喑”时又感叹今天可以随便发发牢骚的宽松氛围。殊不知这些经验教训的取得都是“革命前辈”摸索发展之路的必然代价——即是西方经济学所言的“机会成本”。

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伟大的邓小平就再三强调“不争论”，埋头谋发展。今天，在全国全党总结改革开放经验教训的历史时刻，又要有人出来挑起“争论”而干扰经济建设的既定方针和政策了。这种“假左派”真“右派”——干着欧美右派无法起作用的“特洛伊木马”任务——的言论是需要我们大家警惕的一种信号。警惕新的政治投机主义者像“姚文元、张春桥、康生”那样“以革命的名义”出现的“反革命”嘴脸再次登台亮相。

邓公的所谓“不争论”，就是基于“四项基本原则”一百年不改变的前提之下，以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福祉为根本目标去展开各种“大胆地尝试和勇敢地纠正”之经济建设活动。对于极右意识形态在八九年动乱当中的作祟，邓公以其“革命者”的大无畏魄力蔑视了欧美的制裁而毫不留情地予以了抨击；对于“极左”势力的乘机“反扑”，邓公以其八十多岁的高龄之“南巡”讲话加以了驳斥。因此，邓公的“不争论”是有其前提条件和中心任务目标的，那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之下实现中国的“四个现代化”。

所以，我们应该记住邓小平给我们留下的珍贵遗产，那应该就是我们当代的醒世恒言：“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事实上，任何政治上的“偏激”都是要不得的。君不见，今天中国的发展指导思想正在辩证地、螺旋式地回归到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之精髓即“中庸之道”的轨道上来了吗？任何不带狭义理解的“中庸之道”都能够正确和精确地诠释邓小平这位老共产党员既反“左”又“反右”的思想精髓之所在。而要正确地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全面准确地读懂邓小平及其革命的一生。什么时候我们的学者们能够准确地把握和理解什么叫既反“左”又反右了，什么时候就不会再有人出来挑起无谓的理论争端而“一心一意谋发展”了。

总之，科学社会主义是个系统工程，共产主义更是需要循序渐进地路线图设计，这还与国家概念的消亡密切相关，不是哪一国哪一域就能够单独“成行”的。如果只说一句“消灭私有制”的话，却不知道“如何消灭私有制”，那么这种情况毫无疑问地也是一种乌托邦的幼稚表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