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梦——前三十年、后三十年与新三十年_风闻

王毅 (中国梦“三五”战略工程组委会执行主席、北京拓维研究院院长、首都高校博士团发起者、林州市人民政府总顾问)

2016年12月31日

现在，世界与中国都处于大转型之中。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亦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处于建国之后的第三次大转型之中，第一次转型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的社会主义改造，主要表现为社会根本制度的转变;第二次转型是1978年以来的改革开放，主要表现为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第三次大转型则从十八届三中全会开始，主要表现是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单极发展向五位一体均衡发展而转型。

为此，建国之后的百年中国梦可划分为前三十年(1949-1978)、后三十年(1979-2013)以及新三十年(2014-2049)。3个30年分别形成了3个时代的3个领导核心，前30年是以毛泽东为领导核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时代;后30年是以邓小平为总设计师的改革开放时代;而目前则有望形成以习近平为“改革开放新设计师”的全面综改时代，其影响力应该会辐射到整个新30年。

前面的两个30年已经成为历史，到2049年中国会变成怎么样，就取决于今后的30年。今后的30年怎么走?未来的中国精神与中国道路将会是什么?这还得看前面的两个30年是如何走过来的。

在建国以来，前30年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强调精神力量，奉行理想主义，主张“精神变物质”，注重社会公平，当时的人们被贫穷禁锢却能感受到精神上的愉悦。后30年是“以经济建设为核心”，强调物质力量，奉行现实主义，主张“发挥市场作用”，注重效率提升，现在的人们富裕自由却有某种程度的信仰缺失。前30年后30年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发展的逻辑是一种历史的反向运动。前30年、后30年无疑都有其可取性，前30年的信仰，后30年的机制，都是时代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现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我们已经进入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第三个阶段。事物经过否定之否定之后，第三阶段作为第二阶段的对立面必然与第一阶段有某些特征相似，但这仅仅是“仿佛的回复”。第三阶段经过两次扬弃，吸收了前两个阶段的优点，是更高级的新东西，是一种自我完善。

前30年、后30年与新30年，这是不可避免的话题。因为我们前后三十年执政理念如何迥异，以至于已经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内在的撕扯。前后30年孰优孰劣之争也正在分化着中国社会，左派与右派为此而争论不休。

前后30年如何在互补否定的基础上相互融合?固然首先是思维范式的转变，从“取其一半”、“非此即彼”的单极思维中跳出来，因为“公平与效率”、“精神与物质”、“集体与个人”、“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矛盾。

其次，前后30年融合的关键在于市场经济的升级，由“初级市场经济”向“高级市场经济”转型。我们要在后30年形成的“机制”基础上加入前30年的“信仰”，使“原始的市场经济”进化为“有道德的市场经济”。事实上，道德性也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曾经说过“市场经济是最道德的”。因为后30年处于半市场经济的状态，随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市场在资源配置占决定性作用”，随着这几年的反腐消除市场扭曲，随着“新常态”的到来，这种市场经济进化的时机已经来临。事实上，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中，最有道德与社会责任的人最终会胜出;这样整个社会的发展才能够越来越良性。以社会为出发点与目的，以市场为机制与手段，这就是未来30年的发展路径。

从前30年苏联原教旨社会主义建设的角度，这意味着给社会主义加入了底层的运行机制——市场原则;从后3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角度，这也意味着从“初级市场经济”向“高级市场经济”的进化。市场经济走向高级阶段必然要加入道德元素。所以，这是社会主义理论的革新。

中国的前两个30年的发展道路，表面上看来，在治理形式上虽然方向迥异，但终极指向上都是在寻求一条大国复兴的道路，也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历史过程。今天，我们已经有了充分的量的累积，走到了渐进式道路的“收口”阶段。“收口”阶段的基本表现就是定型，我们的道路、制度甚至是行为习惯都有趋于定型的内在要求。道路收口、制度定型、民族塑形，客观上要求中国的顶层设计与治理体系前所未有地强化其政治统筹。

未来30年的发展牵扯到一个理想社会模型。未来30年，中国社会应该是“三重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人和人和谐、人与自身和谐)与“五位一体”(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同时也实现了“第五个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把这样的社会简称为“三和五治”社会。

真正成熟的社会，应该是两种极致思维的结合。前30年主张“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充分彰显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后三十年则主张“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处处体现了市场交换的本质。以物权法与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充分激活了人的创造力，因为通道的多元性，也使社会更自由与公平，其优点是无法抹杀的。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个方面。如果将这种市场交换机制与市场思维方式无限制扩张到社会领域的话，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在改革开放后期正是因为市场对社会的全面侵蚀而形成“市场社会”，导致社会的全面溃败、信仰的彻底坍塌。现在必须要将“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社会主义伦理观再次复活，以拯救现在的已开启“互害”模式的“市场社会”。有人可能会隐隐担心，这会不会又是某种打着意识形态口号的阴谋?这会不会是“通向奴役的道路”?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在市场已经作为一个基本运作机制的今天，历史已经不会重演，不会再有“‘计划经济’—‘人身奴役’—‘思想控制’”的逻辑发生。正如只有“法治严明”我们才能更“宽容”一样，正是因为市场机制的相对成熟保证了付出与结果的相对公平，我们才更能够倡导人们要无私奉献，并在这种无私奉献中获得人性的成长与潜能的释放。

西方的资本主义为什么不像我们这么道德败坏?就是因为西方市场经济之外还有宗教信仰的存在，宗教信仰提供了对整个社会的弥补力量，提供了公平与正义的源泉，起到了纠偏的效果。而在中国社会，因为缺乏信仰，只能以道德力来纠偏。这种道德力可以来源于红旗渠所代表的社会主义伦理观，也可以来自于主张“克己复礼”的传统文化。

从百年中国梦的角度看3个30年。2015年11月29日，在中国梦提出三周年之际，中国顶层智库——拓维智库首席专家王毅院长提出了“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的构想，相关的理论与访谈文章发表于人民网等权威媒体。在“中国梦思想理论体系”中，我们认为中国梦是一整套思想理论体系，中国梦可以大致分为中国现代化道路选择的三个阶段：“追梦(1840-1949)”、“造梦(1949-2013)”和“圆梦(2014-2049)”，分别对应中国道路的选择阶段、中试阶段和成型阶段，这分别对应于这3个30年。在中国梦“追梦(1840-1949)”的百年道路探索阶段，在林则徐、魏源、严复等的思想启蒙之后，我们先后历经了五种道路选择，分别为：太平天国(农民阶级)、洋务运动(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维新道路—戊戌变法(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辛亥革命(革命派)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在中国梦“造梦(1949-2013)”的道路中试阶段，又经历了三个阶段：苏式社会主义道路阶段、毛泽东独立探索社会主义道路阶段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而在中国梦“圆梦(2014-2049)”的道路成型阶段，以十八届三中全会为契机，中国走向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元年，中国由此必将开启一个从单一的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五位一体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从社会主义五百年的角度看3个30年。“1516-2016 社会主义五百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中“发展中国稳定中国的必由之路——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提到“社会主义五百年，经过了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发展的过程。二〇一三年一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分六个时间段对社会主义五百年的历史进行了系统回顾和梳理，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渊源和发展进程。”社会主义五百年分为六个阶段：空想社会主义产生和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列宁领导十月革命胜利并实践社会主义;苏联模式逐步形成;新中国成立后我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和实践;我党做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前30年与后30年融合，这是在新的时期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将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伦理观的新一轮的融合，将是社会主义理论的又一次重要跃升。这是最为稳定的一种状态，将公平与效率、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精神与物质、集体与个体完美融合，这是成熟的社会主义阶段。

3个30年的关系如下：前30年是初级社会主义阶段，后30年是矫枉过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阶段，未来30年则是前后三十年两相结合的成熟社会主义阶段。前30年是学习苏联模式，后30年是学习西方模式，而第3个30年则是我们开创的一条崭新道路。

现在整个社会“人心思变”，都在渴求信仰的滋润和明晰的路径指引;且反腐后的新常态也提供了风清气正的氛围。将前后三十年结合进行信仰重建，为中国道路收口定型的时间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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