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丽蓉：丝路学，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百年显学

自1877年“丝绸之路”被德国李希霍芬命名后渐成了“丝路学”，至今方兴未艾，形成了欧洲学派、美国学派、中国学派，以及俄罗斯、中亚、日本、韩国等研究重镇。

丝路学是关于丝路沿线国别区域问题研究的一门跨学科的百年显学，中外学者不断探索丝路多元文明的交往规律、丝路伙伴关系的相处之道,以及丝路难题的破解之策,故而形成了由文明交往理论、国际关系理论与全球治理理论组成的丝路学研究的学理基石。丝路学实为揭示“国强、路畅、交往密、文明盛”的文明交往规律与“借路传道、依路共处”的伙伴行为逻辑，以及互惠、包容、合作的丝路精神对全球治理所具现实意义的一门学科。

丝路学不仅具有门类多样的学科体系、借路传道的学术传统、西强中弱的话语体系，还成为兼具著书立说与建言献策两个内核的一门显学，涌现出几代学术名人甚至身份显赫的学术权威，如斯文·赫定、伯希和等欧洲学派巨擘，F.斯塔尔、布热津斯基、基辛格、福山等美国学派权威，以及黄文弼、季羡林等中国学派大师等，名人效应潜移默化地促就了丝路学的显学品格。

丝路学实为关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一门显学。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丝路西域地段变成了世界盗宝者的乐园，斯坦因、伯希和等人打着“探险、考察、游历”的旗号从丝路湮没城市和石窟中盗取了数亿吨的壁画、手稿、塑像等文献资料，且多致力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研究，如李·希霍芬《中国》(1877~1912)与《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1903)、斯文·赫定《我的探险生涯》(1925)与《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44)、斯坦因《古代和田》(1907)与《亚洲腹地》(1928)、伯希和《摩尼教流行中国考》(1931)与《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1993)等。

这些学者多聚焦“中国与世界关系”这一核心议题展开研究，一方面研究“历史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旨在“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下思考丝路与人类文明的变迁、丝路与东西方文明交往、丝路与亚欧心脏地带的形成、丝路与全球化进程等一系列关乎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命题，由此形成以丝路沿线区域、国别与问题为主的研究范畴，如李·希霍芬因《中国》而成为丝路学“概念之父”、斯文·赫定为中瑞西北科考团这一“丝路学术共同体”的领导者、伯希和因对中国考古艺术、宗教文化、东西交通及边疆史地等论述而开创了跨学科研究先河等。另一方面研究“现实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旨在“西方霸权利益至上”的驱动下开展中国地理、地矿、社会现状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调研并产生了重大影响，如李·希霍芬所撰写的《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为德国攫取胶州湾的殖民扩张行径提供了决策依据，1897年德军占领胶州湾把山东划为其势力范围，在报请德皇威廉一世批准的军事计划中，德海军司令梯尔皮茨多次引用其考察结论。又如斯文·赫定于1933年建议“修筑并维护好内地连接新疆的公路干线，进一步铺设通往亚洲腹地的铁路，把着眼点放在加强内地与新疆的联系上”，此建议与辛亥革命以来具有远见卓识、忧国忧民的中国精英的呼吁相契合……“中国与世界关系”便成为丝路学的核心议题。

1927~1935年间中瑞西北联合科考标志着中国学派的崛起，并由黄文弼、季羡林、刘迎胜、王建新、荣新江等人坚守至今。作为开拓者的黄文弼，在与斯文·赫定等相处时，既热情地予以合作，也严肃地反对其损害中国主权的言行，并撰写了大量论著与报告，如《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高昌砖集》、《高昌陶集》等，被斯文·赫定称其为“博大的学者”，中外合作调研也成为丝路学特有的学术合作模式之一，“聚焦中国”也成为美欧名家、名智库开展丝路学研究的重要传统，使得1927年由北大黄文弼等开启的中国丝路学派已然成为全球丝路学不容忽视的一支力量。

尤需强调的是，丝路学具有学术性与实践性的双核特质，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更是未来的一门学科。因此，中外学人重在研究“中国与世界关系”中的新、老问题，通过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来探讨丝路历史与现实，以问题创新推动理论创新进而谱就了学科百年史，形成了问题导向型的研究范式。在全球化时代，丝路核心区难题成堆，包括大国代理战争、民族部落冲突、教派矛盾纷争、宗教极端组织激增及“三股势力”的威胁等，丝路学除关注丝路的区域、国别、问题等基础课题外，还面临“如何回应丝路治理”这一重大现实课题，“一带一路”这一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正赢得世界的认可与响应，丝路学也因此由关注丝路区域、国别、问题的旧丝路学—→关注丝路区域、国别、问题、治理的新丝路学演变，“共商、共建、共享”的中国治理观正影响全球丝路学进入历史新阶段。

“一带一路”激发了中外学者致力于丝路学研究的积极性，在客观上形成了丝路学发展的学术新机遇。2013年以来，丝路学研究热在国内外持续升温：一方面，全球丝路学在“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尤其是“中国议题”被政治化的演进中开始转型，如弗兰科潘的《丝绸之路》成为去“西方中心论阐释框架”的里程碑式的扛鼎力作、弗朗西斯·福山预判“一带一路”助中国模式走向世界，以及基辛格的《论中国》与《世界秩序》等均成为全球丝路学转型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中国丝路学在“碎片化学术生态”中谋求振兴，在敦煌学、吐鲁番学、龟兹学、西域学等中国丝路学“碎片化学术生态”背景下，中国学人作出了积极回应，如马丽蓉《丝路学研究：基于中国人文外交的阐释框架》及主编“丝路学研究·国别和区域丛书(10卷本)”、刘迎胜《丝绸之路》、王义桅《“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及《世界是通的：“一带一路”的逻辑》、王灵桂主编《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赵可金的《“一带一路”：从愿景到行动》、王文《伐谋：中国智慧影响世界之道》、李向阳等“中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研究系列·智库报告”等相继问世，“谋求振兴”已成中国丝路学人的学术担当与战略使命。

但是，中国丝路学振兴，既面临全球丝路学的“西方中心论阐释框架”对中国丝路学话语体系建构所致解构性影响、西方炒作“中国议题政治化”对中国丝路学研究所致非学术化干扰等外部挑战，还面临中国学者饱受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所致“学术殖民创伤情结”的长期困扰、中国丝路学在战乱中草创所致的学科内涵的先天不足、中国丝路学人坚守于碎片化学术生态中的窘境等内部挑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丝路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及教材体系建设，在融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中国学术自信，在去“西方中心论的阐释框架”中进一步完善中国丝路学话语体系，在学术与实践双重能力培养中进一步巩固中国丝路学话语权，真正实现历史丝路上的“中国思想”与现实丝路上的“中国方案”的学术表达，谋求振兴的中国丝路学已成为中国学术自信乃至文化自信的重要体现。

因此，中国学界应从立论、献策、构建“丝路学术共同体”入手谋求复兴：

1、从夯实理论基础与完善话语体系来进一步加强中国丝路学学科内涵建设：应立足中国上千年丝路外交的理念及其实践，借鉴西方现实主义、理想主义、建构主义、软实力、全球治理等理论精髓，吸收西方符号政治学、传播学、多轨外交论、公共产品论等研究方法，在“洋为中用”原则下夯实中国丝路学的理论基础。同时，还应对起步于丝路的中国外交产生与发展、特征与规律、内涵与外延、政策与制度、原则与立场等作追根溯源的实证研究，在“古为今用”原则下完善中国丝路学话语体系，以加强中国丝路学学科内涵建设。

2、从兼顾基础研究与丝路调研来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在中外“一带一路”学术热中，中国智库群体性崛起引人注目，但也存在有库无智、虚火过旺等现象，故既应加强“一带一路”基础研究，对“习近平外交思想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等作出“中国视角”的学理分析，还应对中巴经济走廊、中欧班列等“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展开实地调研以提出“接地气”的对策，通过提高著书与献策的双重能力赢取丝路学话语权，进而扩大中国智库的全球影响力。

3、应在“丝路学术共同体”合作机制建设中融入全球丝路学：“一带一路”是关乎全球秩序的新哲学与全球治理的新方案，也是关乎中国身份的新认知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思考，中国学者唯有用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话语体系来影响世界，“一带一路”才有可能获得更多国际认可和支持。自2013年以来，丝路国际会议、丝路跨境考古、丝路联合申遗等折射出全球丝路学“重回中国”与中国丝路学“走向世界”相向而行的学术新态势，打造“丝路学术共同体”已成为“一带一路”软力量建设的题中应有之意，中国可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平台－→上合等地区组织平台－→中外双边机制平台等逐层打造垂直型“丝路学术共同体”合作机制，使中国丝路学尽快融入百年显学的世界发展主流，以实现与全球丝路学的再次“学术对接”。

质言之，“一带一路”不仅使中华民族的百年复兴梦指日可待，还使全球丝路学伫立全球化时代潮头，再现发掘历史、关照现实、面向未来的显学品格，带动中国丝路学在“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中“述学立论、建言献策，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让世界在与中国共建“一带一路”之际也能倾听来自中国的“学术声音”，“学术中国”的力量由此得以彰显。

(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所长、《新丝路学刊》主编、新华社特约经济分析师暨“天山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