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望红：渲染悲情对留守儿童成长不利

从2000年初学界开始关注留守儿童问题至今，第一代留守儿童已长大成人。作为教育领域的焦点问题，社会对留守儿童逐渐形成了一致的舆论：留守儿童在知识接受、能力培养、性格养成等方面普遍落后于非留守儿童，表现出性格内向、偏执、顽固，学习成绩差，难以管教等特点。在老师眼中，留守儿童也成了最令人头痛的一批学生。

客观来讲，留守儿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由祖辈或其他亲戚代为看管，缺少父母的陪伴教育，确实存在教育缺失。然而，这不意味着儿童留守与教育发展是负向关系。事实上，留守儿童之所以留守，是家庭内部资源配置的最优选择，父母若有能力在本地就业获得体面收入，多不会让孩子留守。但由于地方发展水平有限，父母不外出打工，就无法奠定孩子成长的经济基础，他们的教育发展更加被动，这是家庭在经济支持与陪伴教育之间做出的理性选择。儿童留守固然有其弊端，但不可一概而论。

对于留守儿童的认识，需要进行一定的区分，一代留守儿童和二代留守儿童存在明显的差别。一代留守儿童的父辈是60后和70后，父辈打工的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本世纪初。当时学校中的学生留守普遍，大多数孩子的父母都外出打工，学生家庭环境类似，不会感觉到自己是异类。且当时并未盛行留守话语，留守学生与非留守学生之间并不存在心理上的差异，留守儿童反而因父辈外出打工能够获得现金收入，在经济上略胜一筹。而当时学校是最主要的教育主体，学生能够从学校中获得全方位的教育，包括知识传授、习惯培养、性格养成等多方面。比如老师会为学习成绩不好的学生补差，为行为习惯不好的学生纠偏等。老师对学生的严厉教育和惩罚不会引起家长的反感，家长反而会感谢老师的培育，学校教育充分在场，使得家长不在场陪伴也不会影响到留守儿童的成长。在这样的环境下，留守儿童并不具有特殊性，甚至拥有更优越的教育条件，能够健康快乐成长。

相比之下，二代留守儿童的环境发生了变化。他们的父辈是80后和90后，父辈打工的时间是本世纪初至今。这一时期，随着留守儿童问题化话语的盛行，以及农村家庭经济能力的分化，不同的家庭教育策略发生变化，一些家庭经济条件较好的父母会选择留在家中陪伴孩子，部分家庭经济较差的父母在留守问题化的恐惧下也选择留在家中照顾小孩，另有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会选择外出务工而让孩子留守。学生群体中形成了明显的分层，留守儿童就是那部分经济条件较差、缺少父母陪伴的群体，经济因素和心理因素的叠加，使得他们会形成自我边缘的心态——性格内向、学习散漫、自暴自弃等。此外，由于学校在教育权力上开始逐步让渡给家庭教育，比如学校减少了学生在校时间，从而强化了家庭的教育责任，而留守儿童的家庭却无法回应学校教育变化的要求，使得留守儿童在校外时间因缺乏家庭的管教而变得更加自由散漫，由此更加凸显了留守儿童身上的问题。

从一、二代留守儿童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留守本身并不是问题的核心，而是家庭在社会结构中的相对位置发生变化，以及学校教育的逐步退缩塑造了留守儿童的边缘感。在面对这一问题时，社会和媒体要给予更多的理解与宽容，不要过度强调儿童留守的特殊性和悲剧性，而是要接受儿童留守的客观性和合理性。农村家庭内部分化的结构无法改变，就决定了学校教育不能退缩，学校应当在儿童留守问题上做出一定的调试，通过加强学校教育弥补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不足。

一方面延长留守儿童在校学习的时间。由于部分人士呼吁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国家进行政策调整，压缩了中小学生的在校时间，增加了学生自主支配的时间。自主时间的支配实际上是家庭经济实力的较量，城市学生在放学后可以进入各种补习班或培训班，进行课外学习和延伸训练(尽管许多城市家庭对此也充满抱怨，但他们至少还有经济能力承担)，而农村学生由于缺乏经济实力和家长管束，校外时间多用于玩手机、看电视、在外闲逛等，在这段无人管束的时间内，留守儿童的自主发展变成了自由散漫的游玩，根本获得不了实质性的成长。因此，延长留守儿童在校学习时间，丰富他们的校园活动，能够弥补留守儿童因家庭教育不足所带来的缺憾。

另一方面要建立家校沟通机制、健全留守儿童教育方式。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境是父母缺位与祖辈溺爱，在比较和放纵下容易养成极端性格。学校可以对留守儿童的祖辈进行培训教育，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教育观，端正他们的教育心态，对留守儿童进行适度而必要的管束。同时，利用电话、微信、视频等现代化的信息手段，加强留守儿童与父母、学校与学生父母之间的沟通，及时汇报和反馈学生的在校情况，让家长时刻知晓和关注学生的成长状况，让学生感受到家长和学校的双重关爱。学校和家庭在教育留守儿童时，要对他们进行正向鼓励，减轻他们的心理负担，淡化留守的负面效应，从而为他们营造良好的成长氛围。(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