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亚太行“印太”并非核心，他的“小目标”才是重点

11月14日，结束了12天亚太之行的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回到华府的驴象喧嚣之中。这是25年来美国总统对该地区最长时间的马拉松式访问，向外界显示出特朗普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

回忆起来，在东京打球和喂鱼时被抓拍下来的花絮、在首尔与独岛虾的不期而遇，在北京连发推文表示的由衷感谢，在河内争当“调停人”的一厢情愿，甚至是在马尼拉的被献唱“你是我世界的光”……似乎每一站都不缺少新闻点，而外界最为关切的还是特朗普此行能否清楚勾勒出美国新政府的亚太新政策。虽然所谓“自由而开放的印太地区”始终被特朗普挂在嘴边，但这么个旧概念如今被翻新再度利用，这届美国政府对亚太未免太心不在焉了吧？

时间点并非最佳

对于特朗普而言，这次亚太行多少有些心不在焉。显然，这个时间点并不是美国主动的选择，而是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惯常安排。赶在这么个时间节点上外访，特朗普一定会极为牵挂已进入立法关键程序的税改计划，于是媒体在行程中并没有更多看到财政部长姆努钦或者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加里•科恩的身影，甚至连伊万卡也在结束日本行程后就踏上归途。从11月13日即将结束亚太行之时的总统推文上看，特朗普的心思早已拨回了西五区：不但催促税改立法，还隔空宣布了新卫生部长的提名。也有消息称，回到华盛顿之后，总统将在第一时间闯上国会山，为税改落地展开最后一搏。

不过，被国内议题分心的特朗普并没有选择重演2012年或2013年安排国务卿代为出席APEC的先例，反而全程参与，而且还特别在峰会之前安排了日本、韩国、中国三站，进而主动拉长了行程，这种因势利导背后的动机颇为值得玩味。从国内角度看，特朗普在国内议程关键节点上外出，反而将压力传导给了国会共和党人；从国际角度看，特朗普此次长访，即便不抛出新政，也足见其对亚太地区的高度重视，甚至也暗示了某种延续态势。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峰会只是维持美国的地区存在感的话，峰会之前的三站才是此行要义。对特朗普而言，这三站所聚焦的经贸与朝核议题，正是他在国内舆论压力下不得不有所作为、兑现承诺的关键领域。这就意味着，特朗普的亚太行，其实并不是来阐释亚太新政的，而是希望在亚太行前三站找到尽快丰富执政首年成绩单的金钥匙。所以，特朗普的亚太行，本质上是通向美国国内的。

有了这种动力，亚太行与税改也就成了同一个维度上的要务，必须精心筹备。于是，特朗普在不同场合乐此不疲地提到了安倍政府极为热衷的“印太”；在韩国国会演讲时对“以实力促和平”的宣誓展现出了强硬姿态。特别是对中国的国事访问，特朗普可谓是再多一点重视也不觉得太多：将中国安排在访问五国行程的最中央，在北京度过当选一周年这一自己人生中最为重要的纪念日，特别精心录制好小外孙女秀中文的视频展示给习主席夫妇……这一切都显现出特朗普对中国领导人的高度尊重以及对中美关系的极大期待。

精心准备和高度尊重，也为特朗普的首次亚太行带来了超出预期的成果。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双方坦诚沟通，再次强调了致力于半岛无核化的共同立场；在经贸领域，中美双方本着“双向互利、大体平衡”的原则签订了“超级大单”。而这些可以回应美国国内民众在安全和经济与就业维度上诉求的巨大进展，正在帮助特朗普小幅挽回民调上的颓势：按照盖洛普每日民调显示，身在亚洲的特朗普已将满意度从十月底的迫近30%抬升到了将近40%，而其不满意度也从十月底的超过60%回落到55%。

是急就章还是长久之计？

虽然丰富自己执政首年成绩单的小目标明确，但毕竟还是要照顾到外界的关注度：作为新总统首度造访亚太，势必要对如何看待亚太、如何铺陈亚太政策做出明确表达。于是，特朗普翻箱倒柜地拿出了那两个已经被反复谈及的概念，即*“印太战略”以及“以实力促和平”*，但却几乎没有任何详细的具体政策阐释，连名词解释级别的表达都没有。虽然其中充斥着“急就章”的浓厚色彩，但在空军一号飞离马尼拉时，留给亚太地区各国展开联想的也的确就是这两个概念了。

自“印太”被特朗普、蒂勒森以及麦克马斯特等人反复提及以来，相关利弊得失的讨论就再次回到了公众视野。基本上可以回溯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地缘政治书籍字里行间的这个老概念，虽然持续引发着澳大利亚、印度、日本等国的极大兴趣，但直到奥巴马政府开启所谓“亚太再平衡”之后，才算作为战略走进了现实。相比之下，“以实力促和平”的历史相对短一些，基本上是里根时代理念的翻版，自去年竞选期间被特朗普核心幕僚借用之后，又变成了特朗普可能在亚太地区强化军事存在的代名词。

如今，特朗普在不同场合对这两个概念的强调，似乎在明示或暗示自己的亚太政策，*即构建“自由、开放”的亚太地区，并且以强化军事存在作为一种实现手段。*此外，特朗普似乎还在同步延续了民主党的思维，强调了对所谓“规则”的高度关切。换言之，他的亚太或“印太”战略是以日、澳、印为基石，突出军事威慑与规则塑造的手段并用，强调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型存在的延续性政策。

这种关于特朗普亚太政策的印象建构，基本上符合在去年大选尘埃落定之后对美国未来亚太政策走向的一般判断。*其一，美国两党任何政治人物在主观上都不会放松对亚太的再平衡。*更何况是要实现“美国再强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特朗普，也一定清楚美国要“再强大”就一定不可以缺席亚太这一引领世界繁荣的“希望之海”；其二，特朗普作为共和党人一定会调整奥巴马的中东政策，加大对中东地区的投入，这在客观上会牵绊到其在亚太地区存在感的维持；其三，特朗普出于党派利益特别是个人偏好原因将会倚重军事力量，强调在对外决策中军事力量的话语权。

基于这些一年前的基本判断，如今特朗普版本的“印太”也就自然而然地浮出了水面。与奥巴马时代的“亚太”再平衡不同，*特朗普的“印太”显然是在成全他主观上希望同步重视中东和亚太的战略意图，从而搭建起从霍尔木兹海峡到马六甲海峡再到宫古海峡、从中东到印度，从澳大利亚到日本的两洋战略弧。*但在客观上，这种跨地缘板块的超级联动显然困难重重：不但将挑战美国当前的国力与战略能力，而且也将极大地取决于美国与印度等所谓“战略支点国家”的协调程度。在奥巴马时期推进“以小博大”策略、拉拢该地区众多国家之际，尚且无法在安全和经济上让“印太”战略运行起来；如今特朗普“以大博小”，对该地区大多数国家毫无杠杆，极可能更是雷声大、雨点小。

无论是“急就章”还是“长久之计”，以“印太”取代“亚太”目前已成为特朗普对外政策成型过程中的一个战略选项。作为一个非典型总统，其实难以以一般规律进行推测，比如不能认为他的外交政策会如同其他新任总统一样将在一年左右的时间段内逐步成型。最简单的理由如，过去50年间，没有任何一个正常当选的新总统会在执政首年七月份之后还找不到分管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正式人选，而特朗普政府内的这个位置至今仍处于代理状态。这就意味着，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势必需要更为漫长的学习或被塑造期。

不过，面对无法预计何时结束的进化过程，外界其实也未必需要继续等待，只要回到特朗普竞选期间的口号中，应该就能找到所需的逻辑。“美国优先”、“美国再强大”、“应对首要威胁”，联系起来即“应对针对‘美国优先’、‘美国再强大’的首要威胁”。简言之，就是符合国内利益的就多做，不符合国内利益的就不做，与国内利益关联度不大的则先维持。

这样看来，对于特朗普亚太行期间阐释亚太政策的期待，更像是在缘木求鱼：他并非为此而来；他只是刻意为之；他的表达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的目标早就决定了他必须的对外选择。

特氏外交要看“下半场”

就在特朗普亚太行期间，美国政坛上发生了一些影响他心情的事情：11月7日，民主党同时在弗吉尼亚和新泽西两州的州长选举中获胜。这两场选举的结果其实也在意料之中，一方面民调显示民主党候选人近期一直领先；另一方面，弗吉尼亚延续了近年来趋稳的民主党倾向，而新泽西从共和党人手中转入民主党阵营的重大原因是现任州长克里斯蒂的糟糕透顶。特朗普的担忧源自两个维度：一个是两位民主党候选人的成功验证了“反特朗普”竞选动员的奏效；一个是民主党的这两场小胜正在被特朗普口中的那些“假媒体”渲染为一场直指2018年中期选举的“倒特浪潮”。

从目前情况看，2018年中期选举的情势对特朗普及其共和党阵营都并不太乐观。即便共和党在33个换届的国会参议员中只占8位、进而在参议院中更具维持多数的能力，但在国会众议院中只需24席易主就将被翻盘沦为少数党的危机可谓逐渐加剧。毕竟过去三次国会众议院内的多数-少数变动都发生在中期选举时，而且都是总统所在党失去了多数，其变化的54席（1994年）、32席（2006年）以及64席（2010年）也让24席的门槛相形见绌。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翻盘极可能与现实政策无关，即便特朗普及其共和党完成了税改，民主党也完全可以从税改的政策细节和经济效果中抽取出足以形成分歧性动员的抓手，更何况现如今“反对特朗普”一个标签就可催化出足够的民意能量。

在关于美国政治生态前景的预判下，*特朗普这个任期的下半场即最后两年将提前陷入所谓的“跛脚状态”。*这将意味着，特朗普极可能再无任何推进国内政策议题的空间，而具有极强连任企图（至少目前是）的特朗普大概率将转场到在制度上和决策过程中赋予总统更大自由度的外交领域大显身手。这种往往在第二任期才会出现的“外交总统”状态的提早前置，将被极大的连任压力所驱动，进而完全可能有强烈动机谋求重大突破、甚至为了营造“危机总统”来赢取民意而实施主观上认为可控、但客观上却未必如此的军事行动。

从这个角度出发，在特朗普仍旧处于以内顾思维布局对外政策的阶段时，主动设定议程、积极引领并塑造其对外政策倾向，尽可能弱化其进入“跛脚”下半场后以胜选思维布局对外政策时可能的冒险过激，才是国际社会需要努力的方向。而中方在主动引领中美关系中的积极努力，正是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典型体现。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