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少来：性丑闻，从谈资到政治利器

“性骚扰”指控,如同一阵狂风,从美国硅谷，刮到好莱坞，又刮到大洋彼岸的英国，并在英国引发一场政治地震，相继有阁员、议员等大佬因此丢了官。涉性话题，永远是世人津津乐道的谈资。如今，它更是具备重大政治杀伤力，在各国政治中，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变量。它如何产生，如何发挥作用，如何影响舆论和政治，实际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当代政治学问题。

性丑闻只有和有权有势者结合，才能产生舆论轰动效应和政治影响力。男性的性冲动与生俱来，但在人类的文明进程中不断被驯化与升华。在前现代的男权制社会中，“后宫佳丽三千”是世袭性的特权与惯例，是无所谓“性骚扰”的。“性骚扰”是20世纪70年代刚刚兴起的现代概念，是男女平等的人权觉醒，是“性权利”的平等抗议。但为何在“性权力”的凌厉强势下，“性权利”又如此弱势？

有权者之所以敢性骚扰，是权力资源的外溢效应，也是权力属性的扩张本能。有权者的垄断性、独占性，往往意味着在社会资源、组织资源和名声资源等方面的决定性分配权。 在好莱坞的名利世界中，奥斯卡金牌推手韦恩斯坦的一句话往往能够决定一个女演员一世的盛名。权力资源的越界通吃，成为猎取“性资源”的附带产品。权力愈大的领域、权力独占性愈大的“地盘”，有权者愈敢越界骚扰。

有权者为何又能“性骚扰”？权力资源为有权者提供了敢骚扰的可能性，内在约束的虚弱和外在制约的软弱，给有权者能骚扰提供了现实性。在性自由泛滥的西方世界，道德虚无主义盛行，有权者缺乏道德自律。加之对有权者权力的外在监督制度链条缺失。在内无约束、外少制约的情境中，有权者有恃无恐在所难免。意大利前总理、首富贝卢斯科尼在猎艳道路上之所以所向披靡，一靠权力，二靠金钱。

正因为有权者的权力独占性与资源决定性，往往使有权者的“性骚扰”甚至“性侵害”“性暴力”的风险最小，有时甚至出现“两情相悦”的“权色交易”。有权者身处高位，以上欺下、恃强凌弱，绝大多数被骚扰者是无辜的受害者。但有权者往往能够决定其下属、职员及其依附者的“钱途”和命运，所以被骚扰者往往无力反抗，一般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加之性骚扰的法律界定边界模糊，“性骚扰”的作案证据私密难寻，使得骚扰者往往难以受到及时的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更有甚者，作为有求于有权者的被骚扰者甚至投桃送李、自投怀抱。不论是无意被迫，还是有意主动，被骚扰者的“零举报”往往使有权者的骚扰风险趋向最小，更加使骚扰者肆无忌惮。这也是性骚扰多发易发的双方原因。

两性关系的平等、自愿与互爱，是人类美好爱情的基础，也是人类不断摆脱“兽性”的文明化进程。遏制权力资源与性资源的越界异化，一靠有权者的道德自觉，二靠权力行使的法治监督，这将是人类性文明与政治文明不断提升的文明之旅。(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