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重阳发布瓦尔代报告中文版：谁是世界最大威胁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独家**发布瓦尔代俱乐部2017年度报告中文版
（翻译团队：杨福鼎、高晓雅、傅成昱、訾浩、李张毅）
作者
Oleg Barabanov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下属大学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俄罗斯科学院教授
Timofey Bordachev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研究中心主任，政治学博士
Yaroslav Lissovolik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欧亚发展银行总经济师，经济学博士
Fyodor Lukyanov
瓦尔代俱乐部支持与发展基金会研究主任，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
Andrey Sushentsov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外交政策分析小组主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下属大学国立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应用国际分析系副教授，政治学博士
Dmitry Suslov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国立高等经济大学欧洲与国际研究中心副主任
Ivan Timofeev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规划管理主任，政治学博士
目 录
1. 构建创造力
2. “家庭作业”成为当务之急
3. 战略轻率和政治合作
4. 安全“消费者”与安全“提供者”
5. 一个没有老师的班级
6. 主权--再次重申
7. 行动指南——而非教条
8. 世界发展的不可分割性
构建创造力
冲突可以带来创造力，这一观点并无新意。早在2000年前，赫拉克利特就曾表示：“人们应该知道，战争是普遍的，真理亦是一场斗争，世界万物都是通过斗争而产生的。”此后，柏拉图充分的扩展了这一观点。黑格尔几乎是在尝试理解冲突本性与其发展方式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
但是，正如黑格尔所发现的一样，只有当冲突各方理性的接触并解决问题时，冲突才具有创意。此外，纵观人类历史，运用理性解决冲突的能力本应代代相传，且逐渐增强。
不幸的是，这种假设无从取证。此外，大型冲突正逐步分裂成小型冲突，即便各种各样的冲突正纷至沓来。
在某种意义上，前苏联解体后，各种冲突变得越来越没有秩序。事实上，全球体系中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之间的博弈是与生俱来的。至少在理论上，两者都是在铸就相似的未来，对于未来，两个体系在人权、技术发展与生活水平的提高等方面的描述大同小异。另外，两种意识形态均坚信历史“言之有理”，而每个有意识的个体都可以也应该左右历史的进程及未来。实际上，唯一不可调和的分歧在于如何实现双方都渴望的未来，所有其他的冲突都是次要的，只可作为这一系统性冲突中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今日的冲突似乎已经变成一个奇怪而令人费解的谜题，理性已无法解释。这个难题包括分裂主义、宗教冲突、社会紧张、技术发展上的极度不平等以及方方面面的问题。当然，甚至连对未来共同的憧憬都无从谈起。
令人感慨的是，对人类现状的成因大家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问题或许比戏剧性的政治变化更加严重。其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二战后的智力匮乏，例如后现代主义的崛起，它就曾试图故意摧毁所有理性的发展目标。或许新兴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在其中扮演了致命的角色。可能也应归罪于其他的因素，或是他们的总和。
然而，唯一的出路就是理性地分析世界、分析存在的冲突以及可能存在的创新含义。历史应该符合理性，而这份报告正是从理性的角度分析当今局势。创造的力量必须是可理解的。如果现在的情况属于“创造性破坏”的话，那么一个新的世界制度还能从目前的冲突中破蛹而出吗？
Andrey Bystritskiy
瓦尔代俱乐部发展基金会董事会主席
“他们轻轻忽忽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
(耶利米哀歌第十六章第四节)马丁·路德，九十五条论纲第九十二条。据说，路德正是在1517年10月31日将该文献钉在维滕堡诸圣堂的门上
“朋友们，我们现在正面临着明天就是今天的事实。我们面临着紧迫的当前。
生活经常使人们衣不遮体，并因为痛失良机而沮丧。现在，我们有一条路可以走：
非暴力共处或者暴力共灭。我们必须走出犹豫，采取行动。”
马丁·路德·金，1967年4月4日于纽约河滨教堂发表名为`超越越南-现在是打破沉默之时’的演讲
五百年前，在1517年的深秋，34岁的撒克逊神学教授马丁·路德发表了他的“九十五条伦纲”，旨在批判名为“协助圣彼得大教堂的建设以及基督教世界的灵魂救赎”的教宗诏书，该诏书允许出售赎罪券。随之而来的关于悔改和救赎本身的争议，不仅引发了世界历史上极其重要的一次宗教分裂，也对根本的政治变革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这个神学上的纠纷为另一个欧洲政治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在当时，欧洲政治几乎是世界政治的同名词。
一个新时代降临了。风靡一时的普遍主义光彩不再，其曾经是欧洲政治的精神支柱。取而代之的则是民族自决与国家利益这一新兴概念。伴随着中世纪晚期媒体革命之父约翰尼斯·谷登堡印刷术的发明，书的印刷促进了知识的传播，但第一本`畅销书’是马丁·路德的德语圣经译本，这使得圣经的解释与形式符合国民需求。他的译本以大众可以理解的语言为背景，把圣经的内容引入不同社会的公众日常谈话中。
欧洲不得不忍受了包括三十年战争在内的近一个半世纪的动乱和宗教冲突，直至威斯特伐利亚体系(Westphalian system)这一新的国际关系制度的出现。其核心概念为国家主权，尽管在接下来的370年内人类历经了无数浩劫，但这一基本原则保持不变。
历史的类推法要么有缺陷，要么很危险，因为过去不能解释未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可以在当前趋势与以前的事例中找到一些共同之处。就像当时发生的那样，普遍主义的时代(虽然很短)接近尾声，一起退出历史舞台的还有对共同创造整体世界的理解。主权再次成为焦点，怎样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确保国家主权是一个问题，人们尚未设计出一个能够替代传统意义上国家结构的模式。对共同理解的迫切需要再次出现，普通公民与他们的领导层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同一种语言？他们对目前局势了解多少？另外，同样的概念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中是否具有相同的含义？
瓦尔代俱乐部的报告中反复论述有关上层和底层间普遍的和特殊的规则条例，并尝试判断在这样一个存在众多身份差距巨大、全球影响力和政治文化各异的玩家世界里，是否有可能达到平衡。虽然我们前几年提出的问题还未找到答案，但三年前首次提出的趋势已经日益明显。在本报告中，我们将尝试描述其轮廓。
“家庭作业”成为当务之急
去年，瓦尔代俱乐部报告的最后一部分称为“家庭作业”。因为世界上具备领导力的国家内部人民反对统治阶级的日益全球化，国际进程与国内制约因素之间的冲突愈演愈烈。我们一年前写到，应是时候宣布“停火”，以便各个国家可以顾及各自的内政。
然而，事与愿违。一些大国渴望将精力放在他们自己的“功课”上，而无视他国的诉求。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将唐纳德·特朗普送上总统宝座的“美国优先”政策则成为了国内事务高于外部事务的政治口号。这项“功课”要比预期难得多，完成它-甚至在多数情况下处理相互冲突的完成方法-将这些具备领导力国家的关注和精力消耗殆尽，以自我为中心成为主流趋势。
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明显。各个社会中的群体和人们感到不快、惆怅、困惑且担惊受怕。对切实行动的诉求越来越多，人们要求国家迅速果断实施有利于草根民众的措施。无论他们代表哪一种政治模式，俄、美、中、印、英等国的决策者备受舆论的压力，而现代形势的大众舆论传播压力使他们犹如泰山压顶。无一例外，所有的政治家都深知马歇尔·麦克卢汉那句至理名言，即媒体不仅仅是信息的发送者，更是内容的创造者。十九至二十世纪的经验告诉我们，从下而上的压力不可避免的会导致国家不断加剧以自我为中心的意识，削弱外部因素的重要性。简而言之，每一名政客都想维持他的地位。在这方面，内部风险要比外部风险更具威胁性，因此政客们会将中和内部风险放在首位。
对“停火”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事实证明，注重国内局势的政治家将在外交方面蛰伏的假设是错误的。恰恰相反，这些领导人将国际上的行动作为实现国内目标的工具，他们的外交政策也因此更加任性和局势化。这只会加剧世界的不稳定。
战略轻率和政治作秀
世界正在回到赤裸裸的竞争时代。 这不是新的现象也不是致命性的。因为人类掌握了丰富的管理竞争关系和降低内在风险所需的知识和经验——尤其是如果掌舵的领导人有能力并具备清晰的头脑来进行谈判的话。武力只是领导者可用的工具之一，以付诸武力来进行威胁是一种有效的议价筹码。但是，真正使用军事手段的行为需要而且应该受到限制。
现在，问题在于理性思维供不应求，世界政治更像是无忧无虑的歌舞表演。21世纪的利己主义极其危险，它维持着上一个年代忽视“历史终结论”并挥霍“和平红利”的状态，从而导致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过于骄傲自满甚至有时失去自我保护的本能。利己主义，这一在当前恣意喧闹环境中特殊的表达方式几乎已经成为官方的外交语言。
“不可思议的事情永远不可能发生”，“国家之间永远不会互相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这样的大家未曾说出口的自大观点现在已经取代了各个政治团体在冷战期间经历的不安感–这种不安感促使各国实施措施以确保“不可思议的事情”永远不会发生。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大规模战争爆发的恐惧已经成为一种限制多数野心勃勃的国家的天然抑制剂。由于核武器的存在、国家间经济的高度相互依存，以及没有一个单一的国家有能力统治世界的事实，对战争的恐惧已经被怀疑战争永远不会发生的看法所代替。
一些领导层为了短期战略利益制造了充满风险的局面，这导致了世界政治中“战略轻率”的增加，这一现象来源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巨大的权力失衡。冷战结束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国再无对手，并因此拥有了可以去做任何事的自由，只要是他们认为必要且适当的事情。最初，这些行动并没有直接导致整体威胁的增加。这与罗马在鼎盛时期追求的激进政策时未导致世界大战的原因一样，因为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和罗马相抗衡。
然而，当今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已经改变了。在20或25年前只是对地方产生影响的行为，如今有可能酝酿成全球的冲突。当今，更多的国家有能力发动大战。一方面，世界主要大国通过画出“红线”来回应彼此独断的行为，如果跨过红线则至少会引起对方独断的行为 。另一方面，东欧的一些中小型国家和东北亚及东南亚国家将其政策建立在冲突为基础而非合作基础上。他们可以扮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小巴尔干国家那样的角色。
例如，朝鲜的目前状况。如果紧张局势高涨：俄罗斯和中国这两个巨大的邻国将被迫采取行动来遏制其全球对手——美国，从而加强其在该地区的地位。换句话说，灾难可能不是由于最强大的国家争夺统治权的冲突而引发，而是由于第三国追求自身目标，有时是非常小的目标而引发。
安全“消费者”与安全“提供者”
旨在确保安全的体系正在逐步分解。 对它们的完整性的第一次打击来自于以人道主义和政治原因超越国家主权来干预内政的行为。其次是与许多国家建立纯粹的交易关系，把他们纳入各种联盟、伙伴关系和集团中。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任职时，这种做法达到了顶峰，但是这一做法最早是由国防部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作为指导原则宣布的。
导致各国均以自我为中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所以每个国家都需要自我保护，而是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污染了国际关系。在21世纪，对安全这一公共产品的“消费”增长，同时“生产”在下降。
冷战，这一个经常被引用的词条，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了不同的动态。冷战的顶点是1962年秋天，当时苏联在古巴部署核武器的计划差点导致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战争。这场危机的戏剧性使得它成为一个很有教育意义的经验。 双方意识到冲突的代价和可能发生的后果，这迫使他们谨慎行事，避免导致不可控的升级局面。双方的目标不是要调和分歧或结束对峙，而是建立起基本的原则，画出一个双方都会遵守的“警戒线”。
我们很难去了解今天的政治领袖是否对此有深刻的理解。 在这一点上，似乎他们更确信通过使用地方性冲突处理“关键矛盾”间的关系来制造可控的不稳定性局面是一种更有用的方式。这不是一个新的方法：它也曾在冷战期间也被使用过，包括在古巴导弹危机后的时期。但当时的超级大国相当确定，他们可以调节这种“实地紧张局势”的强度，并确保局势为自己的利益服务。
然而，如今“尾巴”已经学会“摇摆狗”，并不是因为小国突然获得了新力量，而是当今国际秩序已经严重失衡，大国之间的关系错序。对“可控的不稳定”的尝试反复地演变成混合的对抗。这种混合对抗的危险性在其目标和方法的不对称性，它的初始力量是不可预知的，并且应对时并不是针锋相对，而是采取让对方想不到的方式。与之相比，冷战中的“武器限制”和“遏制”看起来比较简单直接。
一个没有老师的班级
在某种程度上，冷战体系规则和体系的崩溃将国际秩序推回到前威尔逊时期，在那个时期全球所有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机制只能对全球政治和经济制度进行无力的控制。 这大大增加了那些能够影响全人类福祉的国家和国际力量的需求，从而制定深思熟虑的外交政策。 然而，世界各大主要国家都面临物质资源或非物质资源的缺乏，使他们不能够履行与其地位相称的功能。再一次，我们来到了一个由独立国家组成的世界，但即便如此，那些最渴望回归这种“经典”范式的国家也发现他们对当今的局面毫无准备。
美国不再能够维持全球统治地位，但其军事和经济依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已经开始从一个承担全球责任并享有普世主义霸权的“超级大国”转变为一个以自身利益和政治为考量而不是国际秩序为上的大国。 这使得美国面对的内部困境成为其他人类共同的威胁。如果我们探究美国政治进程，可以看出特朗普并不是这一切的原因，而只是夸张地表现出了这一大趋势。
当今的境况迫使中国从角落中站出来，在国际事务中扮演更具决定性作用的角色。
欧盟现在必须重新思考他们的一体化。即使欧盟最终克服了系统性的危机，欧盟成为“由个体国家组成的欧洲”，而不是“欧盟”本身，也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充分资格的全球治理的参与者。但是，欧盟将继续保持其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最近接二连三的恐怖袭击之后。结果是，如果竞争加剧，欧盟将不再具有“出口稳定”，因为欧盟会将把矛盾一致对外。
德国处于欧洲转型的中心位置，并且被不情愿地推向领导角色。德国领导人认为，维护欧盟是维护各国政治经济稳定发展的唯一途径，是致命的“德国问题”不会重现的唯一保证。但是，德国的公众舆论与其在国际上面临的任务相左。德国必须作为欧盟变革的引擎，但根据最近的选举结果，本国公民持不同的意见，大多数人担心现在的任何改变只会使情况更糟，而非更好。
俄罗斯正经历着人口不稳定和经济结构脆弱等严重问题。 这极大地限制了俄罗斯在国际上发挥影响力的能力，尽管近年来随着俄罗斯军事和政治势力的加强而导致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有所上升。同时，这也破坏了莫斯科推进保守化国际议程的愿景。此外，俄罗斯必须制定新的发展模式，以取代目前过于集中处理苏联解体结果的发展模式。近年来世界发生的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一个全新的参考点。
印度的全球野心取决于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巩固其在地区事务的领导力，尽管一些大的障碍可能会使该进程复杂化。南亚已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间争论的焦点。德里还没有能力为其在区域内的发展进程动员广泛和有效的国际支持，也不能让其外国伙伴相信其可以扮演一个全球治理参与者的能力。
即使西方的统一仍存在问题，新旧世界正在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美国和英国已经表现出准备把国家利益置于集体和联盟之上的趋势。在日益紧张的美国社会中诞生的“美国第一”这一原则正在转变为全球性的规则。在没有班主任的班级中，学生们激烈地争吵，看看谁能最好地完成他们的“家庭作业”——即推进他们的国家议程，即便这将有损于国际关系。
来源：公共宗教研究所 调查时间为2016年大选前
主权——再次重申
二十世纪留下的政治结构中，仅有联合国及安理会还在实际发挥作用。世界秩序的混乱带来了安理会的复兴，它如同一个独立的堡垒，当然，城堡是坚实的，但并不是牢不可破的。一方面，世界大众正在煽动着平等的风潮，对大国否决权限制或废除的呼声愈发高涨——这对于常任理事国们来说是一个很不平静的前兆。另一方面，尽管美国以往也在不断提出要解决安理会低效运作的问题，但如今这种表态却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毕竟毫无先例的是，在联大的主席台上，一个主权国家、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竟然会宣称对摧毁另一个主权成员国做好了充分准备(见引言中的内容)。
这一幕展现出国际关系中的根源性问题：主权的内涵与定义，以及主权国家之间关系的指导性原则。这一主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马丁路德时代，而现在又一次被置于国际议程的顶端。
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高度的全球化进程和不断加深的国际相互依赖让我们意识到，国家间为共同全球性利益的合作已然使得传统现实主义策略黯然失色。以往而言，现实主义认为虽然国家间可能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冲突中达成了某些重要的平衡，但是这些平衡不太可能导向合作。而当今，国家主权和相互依赖之间的矛盾却毫无疑问会是相互依赖的胜利。在世纪之交，新自由主义学派围绕着所谓“灵活主权”(Stephen Krasner的著作是最佳的案例)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对于“主权的衰落”“有限主权”“作为责任而非权利的主权”等的分析很自然的指向了这样的结论：对于威斯特法利亚体系——或者至少对于这一体系运行产生的危机的拒绝，是不可避免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类观点在新自由主义学派之外也广为流传，更是被采纳为国际政治的一个预设前题，被认为是所有人(除了那些深陷于十九世纪思想泥潭的“原始人”)都认可和接受的政治概念。
不过，由于“特朗普主义”对于国家利益的克制，曾经认为21世纪国家主权衰退进程不可阻挡的思潮开始出现转向。因此，威斯特伐利亚世界模式的原则不是过去的遗迹，而是全球议程的基本要素。所有这一切，使得我们有必要根据当今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来重新考虑威斯特伐利亚时代的有关内容。
行动指南——而非教条
为了更好地了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新模式可能会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应当回顾最初协议以及其中的关键条款，并考虑其如何适用于当前情况。
【注解：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威斯特伐利亚和约(1648年)命名;它包括在威斯特伐利亚两座城市奥斯纳布鲁克和明斯特签署的两项条约。这一和约结束了三十年战争(它被认为是第一次全欧洲参与的战争)——战争的爆发需要追溯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天主教和新教国家之间的宗教冲突：作为最高权力者的天主教背景皇帝反对传播新教信仰的倾向，而和约将新教宣布为一些帝国下属地区的合法宗教。这一和约创立了“教随国定”的原则，确保了每个国王都可以确立本国所信仰的宗教，故而和约导致了“宗教主权”概念的产生。
但是，这个原则并没有挑战帝国的领土完整性。只有到后来，人们回溯性地、分析性地将它扩展到了整个政治主权的概念范畴之中。因此，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国际关系层次结构(从定义上来说，本应是整体性的和普遍性的)被一个全新的国家关系所替代：在其中，国家的行动彼此完全独立，没有最高权力体存在。因此，历史上，正是对最高权力体原则的拒绝(今天被称为“全球政府”)铺平了国家主权的原则。然而，在1648年的原始条约中对这些毫无论述。】
主要的原则如下：
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由主权国家组成，体系中不存在单一的、最高的权力体。它不会用普遍主义的原则加以统治。
由于没有全球性的最高权力体，故而各类协议是基于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达成的，因此各国不应干涉彼此的事务。
威斯特伐利亚世界受到国际法(条约中所载的主权国家之间所达成的结论)的管制。根据如上的定义与解释，不可能存在某种对每个国家都有约束力的一般性“法律”。
因此，只有主权国家才可以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只有它们才是全球政治中公认的参与者。
由于不存在最高权力体，各国之间也不能相互干涉事务，故而各个主权国家对本国领土上的公民有着不受限制的权力。
在20与21世纪之交，以上第五点内容衰落的最为明显，它逐渐让位于现在普遍接受的人权保护的概念。这就带来了这样一种信念：一些国家有权以保护人权为借口来干涉别国的内政，而这与威斯特伐利亚的基本假定形成了直接的矛盾。
主权国家的不可侵犯性从来没有一个固定和绝对的书面文件加以表达。干涉国家事务的规定也早已存在，但这种行为只有当联合国宪章——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法条约——的签署国具有合理的主权诉求时，才能够被批准。 然而，本世纪之交的政治干预并不依赖于协商一致，而是反映了特定国家的意志、政治利益和道德评估(这些国家自认为是历史进步的引领者，因此会划分出“正确”与“错误”的概念去评判历史)。这种情况已然发生了变化，主要是因为有关西方所提出的“历史的边缘”观念有着很大的争议：非西方国家并不喜欢西方借助所谓“历史的进步”来对本国国家主权加以干预。
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许多人认为这一秩序从来没有以稳定的形式存在，但为了讨论的便利，我们姑且用它代指冷战之后的世界模式)由于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和和其他不同的原因而遇到了挑战。非西方世界坚持经典形式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国家是其内部事务的主人，没有人有干涉权，没有人拥有道德权威;而除此之外的一切——例如基本规则和利益领域——则是可以协商的。自由主义秩序的西方反对者，比如美国的重商主义者，则主张重新回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所固有的现实主义方式——但这也是现实主义最残酷的一种形式，即美国凭借强力主宰整个体系。
由于美国继续依靠其各维度优势占据着世界主导地位，回归国家主权议题(特朗普在联合国的演讲与他1月的就职演说一样，只是对国家利益的空泛的赞美诗)充满了复杂性。特朗普将美国利益放在首位的政策事实上会加剧美国例外主义——尽管，这可能与美国前总统奥巴马所倡导的例外主义是不同的类型。
当然，这份报告的作者们不是要求回归十七世纪——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全球政治已经充满了怀旧的冲动，而不是现实的做法：在着眼于未来的新政治哲学之外，我们也能听到对重返根源、重振光辉的过去、恢复旧式传统的呼吁;但是现在我们没有回头路。美国不会以20世纪50年代、更不用说19世纪90年代的精神来“重新变得伟大”——在这些时代，特朗普显然不可能诞生;新的、戴高乐般的领导人不会出现在法国;英国不会再次成为海上霸主或世界贸易主导国;俄罗斯不会恢复苏联或俄国在顶峰时的边界;土耳其也不会重新构建奥斯曼帝国，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同样，经典的威斯特伐利亚世界也早已远去：太多的客观因素让我们模糊了以前对主权的理解。
但是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20世纪末乌托邦式“无边界世界”的承诺并没有实现，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体系的唯一组成部分。当然，我们有必要对主权的自然性质、国界、当今的大规模移民如何影响主权、数字化的发展以及现代世界的超连通性进行严格的反思和分析;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于主权的理解需要涵盖协调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机制。这就需要我们回到威斯特伐利亚世界相关案例中，去发掘确保国际体系运作的关键所在。
不景气经济体的国际威胁感(来源：皮尤调查中心)
世界发展的不可分割性
有世界责任感的权力主体应该对目前世界的紧张状况作出反应。这种国际现实应该有助于他们克服自私的本能，为了生存而支持合作。虽然“做好自己的功课”还是很重要的——毕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自己的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对国际挑战给予充分重视;等到每个国家都首先完成了国内议程再谈合作的话，这种延迟所带来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担的——今天的我们迫切需要互相协调。
尽管意识形态分歧和国际机构的衰落现实存在，但俄罗斯、美国和中国拥有巨大破坏力的核武器这一点使得他们应当对世界事务肩负有最大的责任。当然，考虑到目前国际关系中的心理与情绪，指望能够达成新的、基础性的协议(就像那些在威斯特伐利亚、维也纳、旧金山或赫尔辛基签署的协议)自然是天真的设想。但是，我们可以，也必须设定两个目标。
首先，世界主要力量应当杜绝“战略松懈”，并且做好准备应对极端情况，部分程度上也可以避免为小国起到一个不好的示范效应。
这需要我们对战略稳定的概念加以改进，并将其扩大到包括导弹防御、空间军事化和数字环境在内的各类附加因素。我们必须集体地考虑可能的危机情景以及构建整体回应的机制;这些备案应该以书面形式留存在每个国家军事领导人的电脑中，那么当爆炸等突发事件出现时，每个人都知道应该与谁沟通、应该做什么，知道在一些情况下他们不应做的事。
最先考虑的应当是减少网络安全风险。在这方面的交流沟通是非常困难的，但这种努力可能成为其他互动的典范：因为网络环境包括一些现代因素，如不对称关系、确定行动的难度、技术的复杂性、以及缺少明确边界等等，而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这个问题需要非常严肃的关注，也应当大量投入时间和精力加以协调和解决。忽视网络安全风险将导致充满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尽管存在着分裂的倾向，但我们仍必须竭尽全力保证全球发展的不可分割性，确保全人类共同参与到经济政治进程中，参与进有助于社会进步的项目中。这种整体主义方法将需要国际社会发展出一套政治机制，以避免各国经常实施的与整体发展严重抵触的措施。非政府参与者，如商业社群和公民社会，在这方面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不受国家自身利益的过多限制，故而能够更加致力于全球议程的实现。我们需要让全球安全与发展的统一路径成为国际体系中所有参与者都可以接纳的共识。
追求不可分割的全面发展并不意味着无限期地坚持单一发展计划。世界经济的未来不应该取决于单一发展模式的转变结果。最近几十年的教训是，系统性的危机撼动了世界经济的基础，带来了全世界的震荡——特别是那些最深入地融入该系统核心的国家。故而，这一经验提醒了我们，在推动经济整合的过程中，制定适合于不同政治体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各类模式是高度必要的。 欧亚大陆项目(欧亚经济联盟)、“一带一路”倡议、“金砖+”模式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些模式都是迈向正确发展方向的步骤。
正如我们以往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以上问题，部分的解决办法是按照宏观地区结构组织国家间经济政治的合作：这可能会有助于减少区域内冲突的数量和规模。另外，我们还有必要将国家置于一个体制框架内，以限制其自我中心主义发展，并减少整体国家数量，以避免在某些阶段我们被迫开始制定“新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相关规则。此外，更新国际法律体系将有助于把宏观区域内的优质做法推广到整体发展中。 鉴于新时代会从旧世界中逐渐生长壮大——而不是从世界大战之后的一片崩溃开始起步——现有的规则体系可能会形成一系列先例以促进未来发展;我们不能指望某个总体协议的力量可以直接产生出一个新的规则模式。
当然，在这种区域一体化的道路上还有很多障碍，比如由普遍主义导致的重大思想惯性。不足为奇的是，一些力量中心不希望区域的现实边界内限制了他们的扩展范围：比如，我们很难指望美国放弃在亚洲的实际存在并将其限制于欧洲—大西洋地区(反之亦然);我们也很难将目前在南美洲、非洲和南亚地区活跃的中国限制于亚太地区;就俄罗斯方面来说，前苏维埃提供的机动空间并不充分——俄罗斯在中东的活动明显体现了这一点。另一个重大的障碍是从政治上巩固各个区域一体化的难题——缺少政治整合，经济一体化就显得非常困难。世界许多地方都面临非常深刻的分歧，即便是邻国都经常难以就关切的问题达成区域共识——印度和中国就是一个生动的例子。
但眼下最直接的挑战不应该掩盖我们的主要目标和迫切需求——这包括使国际体系再次可控、包括减少国际冲突的风险、也包括为发展和增长创造有利条件，等等。马丁·路德·金50年前在纽约发表讲话时，不仅仅呼吁结束越南战争，更是在并反思美国的全球责任：“价值观的真正革命意味着我们的忠诚必须变得普遍而不是分裂。每个国家现在都必须对整个人类产生一种压倒一切的忠诚，以便在他们各自的社会中保持最佳状态。”他的言论在现在比在1967年更为重要：对整个地球负责并不意味着忽视或拒绝它的任何一部分;相反，确保整体的福祉必将保护和加强其组成要素的多样性。在一个经历着根本性变化的世界、在一个危险的国家利益不断强化的世界，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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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王文
责任编辑：杨清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