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岚峰：“钱学森之问”，我们进步了几分

昨天是“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先生去世8周年纪念日。在感怀钱老的丰功伟绩时，我们自然会想起他在2005年提出的问题：“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学森之问”一度在中国科技界和教育界引发很多讨论。如今十多年过去，中国科技进步显著，科技成果爆发性增长。据最新统计，2007年至2017年(截至2017年10月)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国际论文共被引用1935万次，与2016年统计时比较，数量增加29.9%，超越英国和德国前进到世界第2位。

有的人说中国的科技论文只是数量多，但质量低。这是缺乏常识的说法。任何国家的论文都是金字塔式分布，少量的高水平论文加大量的“灌水”论文，这是正常规律。水涨了，船自然会高。

实际上，近年来许多对科技成果的统计，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指标(例如自然指数、研究前沿、高引用研究者)，都得到同样的定性结论：中国的科技产出跟德国、英国、法国、日本处于同一档次，只跟美国有显著差距，而且中国的增长是最迅速的，世界上唯一在追赶美国的就是中国。我国近年来在量子信息、凝聚态物理、临床医学等领域，取得了若干世界领先的成果，已经获得国内外科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对“钱学森之问”一个显而易见的回答，是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尤其是“文革”时期停课闹革命，大学停止招生，教师、科学家下放劳动，对教育和科研造成了巨大损害。上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进入“科学的春天”，但主要是人心上的，由于经济总量的限制，经费投入还是很低。后来商业大潮兴起，一度“脑体倒挂”成了普遍现象，科教系统人才流失严重。因此钱老2005年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我国对科教的投入已达较高水平，推动了科技快速发展，不过还有很大进步空间。2016年，全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15676.7亿元，比上年增长10.6%，但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即与GDP之比)仅为2.11%，与以色列(4.25%)、韩国(4.23%)、日本(3.49%)有很大差距，甚至低于美国2012年的2.79%。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基础教育虽然比较成熟完善，但更适合大多数的、中等程度的人，把他们培养成高素质的劳动者，这是几十年来中国大发展的基础。但在中国教育体系里，最聪明的少部分人的创造性没有充分释放，而这类人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下更如鱼得水。因此，虽然美国底层许多人受教育程度较低，但美国整个社会的创造力在少数聪明人的带领下，仍然保持着高水平。这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我们要看到中国科技和教育水平的巨大进步，但也应该不时反思“钱学森之问”，不要让这个问题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作者是科技与战略风云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