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德瑰：四国对话深藏傲慢帮得了谁

近日，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要推动日美澳印四国首脑级战略对话，据媒体报道，安倍晋三还打算向即将来访的特朗普确认此事。河野话音未落，美国负责南亚和中亚事务的代理助理国务卿韦尔斯就做了积极回应，称美国近期正在准备一个工作级的四方会谈，深化四国的安全合作。

虽然韦尔斯否认这一机制是为针对中国，然而美国高官近来的表态却不能不让人产生怀疑。韦尔斯说，这一机制将设法为寻求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发展的国家寻找替代方案，“不包括掠夺性投资或不可持续的债务”，这刚好呼应了前不久蒂勒森关于中国对外基建投资手法是“压榨经济”的讲话。连日媒都在分析中直言，河野强调在亚洲推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似乎是在考虑通过争取制定贸易规则的主导权，对抗资金丰富的中国。由四国共同推动自由贸易，是与提出“一带一路”构想的中国相抗衡。

四国战略对话在政治上是以所谓“价值观”为基础的。安倍十年前就提出这一构想，并以“价值观外交”赋予这一构想以大义名分，反映了他在价值观上对中国的优越感，因此被一些媒体称为亚洲“小北约”。韦尔斯这次也表示，这一构想是为了让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聚集在一起，巩固全球架构。看来，美国一些人对于日本从价值观角度提出的战略合作构想是予以肯定的，大概这一构想满足了那些对冷战充满怀念之情者的心理需求。

投资与贸易本是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如果美日澳印能够齐心协力，真正支持印度洋-太平洋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发展，我们当然拍手欢迎。但是如果它们非要把经济发展问题与价值观扯上关系，在战略合作中深藏傲慢与偏见，嫉妒与敌视，那就不可能会给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带来稳定和正面影响。更何况，如今财政捉襟见肘的美国，债台高筑的日本，试图搭中国经济发展便车的澳大利亚，以及不知何时才能迈入发达国家行列的印度，恐怕已经不大有余力贡献出实质性的公共产品。

地缘政治竞争和价值观上的傲慢与偏见似乎左右了美日政治和经济战略构想的思考方式。安倍去年就提出了“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战略”构想，以及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与“TPP”构想等等，其中大多有遏制中国的考量。如果他们苦守这种思维，扮演某种不光彩的角色，便真是错过了这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辜负了这伟大的时代。(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