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民旺：印日关系进入“蜜月期”？

2017年9月13—15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印度，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第十次会晤。印日双方签署15项合作协议(备忘录)，涉及经贸、投资、人文交流等领域，并发表了一份共同联合声明。从具体成果上看，进展并不算很突出。但安倍与莫迪的互动却显得颇为耀眼。莫迪安排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尤其是八公里的公路表演和数万名当地民众的夹道欢迎，凸显两国日益提升的战略伙伴关系。安倍晋三称，日本愿成为“印度永远的朋友”，而莫迪则在推特上表示，“我相信日本和印度的关系将是世界上最具潜力的双边关系，我已经下定决心推动印日两国共同领导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甚至世界，走上和平和繁荣的道路”。

印日关系在曲折发展中逐步交好

印度和日本的关系发展并不存在太多的阻碍因素,甚至两国在历史上就有亲近感。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帮助并支持印度独立运动的领导者苏巴斯•钱德拉•鲍斯(Subhas Chandra Bose)抵抗英军。而且，在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印度法官拉达比诺德•帕尔(RadhabinodPal)由于同情日本而要求裁定二战的全部被告战犯无罪，日本不少人至今仍对此颇为感激。2007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专门拜访鲍斯和帕尔的后人。

印度独立之初，印日一度交好。1949年印度给日本的东京动物园送去两头大象，庆祝日本获得新生。1951年，印度邀请日本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第一次亚运会，并且同年还拒绝参加旧金山和会，理由是印度认为《旧金山和约》损害日本主权的完整。1952年，印度和日本签署了和平条约，两国正式建立邦交关系。1955年，印度还邀请日本参加在印尼举行的万隆会议。同时，由于印度铁矿丰富，为日本钢铁产业输送了大量铁矿石，也起到帮助日本恢复经济发展的作用。正是在此情况下，1957年5月，岸信介访问印度;1957年10月尼赫鲁访问日本。一年后，日本开始为印度提供日元贷款援助，印度也成为首批接受日本金融援助的国家。

然而，冷战的大格局决定了双方关系发展的基本维度。尼赫鲁奉行不结盟外交，试图独立于两大阵营之外。后来又逐步倒向苏联阵营。而日本的外交基石一直就是以作为美国紧密盟友为基础，同美国紧紧捆绑在一起。因此，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爆发后，尽管美国倾向于支持印度，但是日本却继续保持中立;1965年印巴战争爆发时，日本也是采取如此立场。加上印度倒向苏联后，朝着更加内向封闭式的经济发展道路，使得两国的关系渐行渐远。

冷战结束后，印度提出“向东看”政策，大力发展同东亚国家的经贸联系，日本的重要性也随之提升。然而1998年印度进行核试验，导致两国关系降至历史上的最低点。日本不仅参与制裁印度、中断两国政治交流、停止对印经济援助，并且在多边场合，如八国集团(G8)中谴责印度。但是，当美国迅速调整对印政策，特别是2000年克林顿首次访问印度，迫使日本不得不面临又一次被“越顶外交”的尴尬境地。因此，2000年8月，日本首相森喜朗也访问印度,宣布建立“面向21世纪的全球性伙伴关系”，随即取消对印度的制裁，重新将日印关系带入到热络的发展轨道。

尽管如此，日印关系仍旧保持着不冷不热的状态。直至2006年安倍晋三第一次上台后，将印日关系推进到了新高潮。安倍晋三上台前，他就在《致美丽的国家》一书中称，如果“十年后，日印关系取代日美关系和日中关系”，他一点都不会惊讶。更具标志性的事件是，2007年安倍访问印度时，史无前例地在印度议会做了“两洋汇聚”(Confluence of the Two Seas)的演讲，并特别指出：一个强大的印度是最符合日本利益的，同样一个强大的日本也是最符合印度的利益。也正是在安倍执政时期，积极推动了美、日、澳、印的四国对话，并且在2007年开展了首次美日印澳新五国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

随后日本“走马灯似”的换领导人，也影响了日印关系进一步提升的步伐。直至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提出“民主安全菱形”，试图构建贯穿印度洋和太平洋的“联合阵线”，其中平衡中国的意味尤为明显。印度也看到了“老朋友”的再次上台。2014年1月，安倍受邀成为印度“共和国日”主宾，这也是日印历史上的首次。2014年9月，莫迪访问日本时，两国确立了“特殊的全球战略伙伴关系”(Special Strategic Global Partnership)，印日关系迅速升温。尤其2017年4月日本众议院通过了《日印核能协定》批准案，7月20日条约正式生效，更是解除了阻碍两国合作的绊脚石。而在此次中印洞朗对峙期间，日本是唯一一个私下对印度表态支持的大国，印日关系发展为“蜜月期”更加具备了现实的催化剂。

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加速印日接近

之所以莫迪和安倍的互动会如此“亲密”，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都对亚洲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其核心的关切是，未来的中国将在亚洲扮演何种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在亚洲的崛起势头不断增强。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日本对这种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更加明显。目前中国GDP是日本的2.5倍，印度的5倍;军费开支则是印日总和的两倍多。加上印日两国都跟中国有领土主权的争端，双方希望通过相互走近来实现联合自保。

另一个重要关切是，未来美国将在亚洲扮演何种角色？2017年美国新总统特朗普上台，对美国的亚太盟友采取“扔包袱”的态度，不仅不再提及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且还要求日本等盟友承担更大责任，事实上更是加剧了日本的不安全感。对未来的不确定性驱使印日接近，而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关键推手作用的则是安倍晋三。事实上，冷战结束以来的日本领导人，在“亲印”问题上一直是存在摇摆的。而安倍无疑是其中最为亲印的日本领导人。

印日“蜜月期”的战略粘合剂

印日两国在具体的合作领域中找到了诸多的相似点，而这些都体现在安倍的访问成果之中。

首先是印度的新干线高铁建设。2017年9月14日上午，安倍和莫迪共同出席了连接印度经济中心孟买和艾哈迈达巴德之间的高速铁路的奠基仪式，这也是印度境内首条即将投入建设的高速铁路。这条新干线高铁对日本意义重大。2015年中日竞争印度尼西亚高铁项目时日本落败，安倍迫切需要为新干线树立一个“国际形象工程”。2015年底，安倍晋三访问印度时，两国签署了建设协议，规定全长500公里的高铁项目将完全采用日本新干线系统，这也是日本第一次将新干线系统整体打包输出。日本不仅要提供技术和车头等关键部件，还要为印度培训大量铁路方面的技术人才。

安倍的不惜代价，让印度最为受益。整个新干线高铁项目约81%的资金，即1.8万亿日元将由日本低息贷款(约0.5%)提供，日本还破例把过去通常30年的偿还期延长到50年。并且，安倍还努力劝说莫迪在其他六条铁路(连接德里、孟买、加尔各答和金奈四个经济中心)中全部采取日本的“新干线”技术，但是莫迪并没有同意。一方面是考虑到高铁项目的造价高昂，另一方面也缘于印度将铁路线路改造和提速放在第一位，发展客运高铁并没有提到如此紧迫的程度。

其次是日印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接。日本不遗余力地帮助印度发展经济。作为目前印度的第三大投资国，2016年日本对印投资47亿美元，比2015年的26亿增加了80%。日本此前还承诺将在2014—2019年总共投资350亿美元，以促进印度制造业和基础设施领域的发展。此前，印度媒体曾透露，日本计划在印度不同邦建设12个产业园，包括卡纳塔克邦、拉贾斯坦邦、古吉拉特邦、马哈拉斯特拉邦、泰米尔纳德邦、哈里亚纳邦和北方邦的诺伊达。可以说，除了东部和东北部，日本计划将投资和工业园遍布印度。而推动日印经济的全方位对接，一方面是看重印度的巨大市场和发展潜力，另一方面也是满足日本自身经济发展的需要。

为帮助印度经济增长，日本还将开发援助(印度已经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最大受援国)优先用于印度发展和投资的基础设施，支持印度交通运输网络的发展，包括铁路、公路、港口、电力和其他增进经济区连通的项目。除了孟买至艾哈迈达巴德的高铁项目外，德里至孟买工业走廊、清奈至班加罗尔经济走廊以及印度东北部的互联互通工程也是日本开发援助特别支持发展的项目。

再者，提升印日在重大问题上的战略协调。2016年安倍提出了“自由与开放的印太战略”，印度也在2015年提出了“东进政策”(Act East Policy)。双方正朝着努力坐实“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与“东进政策”之间战略协调的方向发展。

一方面，日本与印度要合作建设印度东北部与东南亚(通过缅甸)基础设施的连通，推动印度积极“向东行动”，抵消中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这正是安倍访印时两国设立“日印向东行动论坛”(Act East Forum)的背景。东北部是印度“东进政策”的桥头堡。在这一战略下，日本要努力提高印度东北部的连通，以促进该地区的稳定和繁荣。2017年4月，日本国际协力机构就与印度中央政府签署协议，在“改善东北道路网络连通项目”第一阶段中，将提供超过6700亿日元(约6.1亿美元),用于建设米佐拉姆邦NH54公路和梅加拉亚邦NH51公路。8月3日，日本驻印度大使馆与印度东北部发展部共同召开“发展东北地区的印日协调论坛”，除了助力印度的发展外，也帮助印度与东南亚国家的互联互通。在论坛致辞中，日本驻印度大使称，发展印度东北部具有战略与经济上的利益。

另一方面，日印共建“亚非增长走廊”，也是有意抵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一方面，印日都希望在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上取得突破，而亚非国家是“大票仓”。另一方面，在应对中国“一带一路”建设问题上，两国也找到了战略契合点。印度媒体此前就报道，日本和印度将确定在非洲国家建设经济特区的蓝图。虽然安倍访问后并未见到这一方面的实质成果，但是双方在“亚非增长走廊”问题上是存在共同战略利益的。

在构筑美日印澳四方“同盟”的问题上，印日越来越形成了相似看法。日本一直极力游说印度同意澳大利亚加入“马拉巴尔”海上军事演习。澳大利亚也至少从2015年就开始讨论要加入该军事演习。但在2017年4月29日第三次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高官会在澳大利亚堪培拉举行时，顾及中国的反对态度，印度并没有同意澳大利亚加入今年的马拉巴尔军事演习。在洞朗对峙事件的背景下，不排除印度在日本的游说下，同意在2018年正式形成美日印澳四方的“准同盟”机制。

印日关系的“蜜月期”对中国带来的挑战

印日发展“蜜月期”，对中国而言无疑是战略上的考验。不过，首先中国要保持自己的战略定力。虽然印度可能在防务政策上针对中国的一面更加凸显，但不会毫无顾忌地采取“反华”举措。9月5—6日举行的印度—日本年度防务部长级对话上，日本防卫相小野寺五典和印度国防部长贾伊特利达成共识，两国将在反潜领域加强合作，明显就有针对中国在海洋上的优势的意味。但是，要看到二者的战略目标也存在差异，日本谋求与印度的合作最主要是针对海上安保与防卫的合作，经济合作是次要目标。而印度的主要目标是引进日本的资金和技术来发展经济，战略及安全合作是次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和印度都不可能完全奉行敌对中国的政策。

其次，也要客观看待印日的经济合作。对印度而言，最希望看到的是中日共同竞争印度市场，这样印度才可能得到最大的收益。由于印度的营商环境目前才排在全球130名，日本进入印度的企业也难以完全地施展拳脚，在印的日资企业从未停止过抱怨。因此，即便当前日本企业蜂拥到印度开拓市场，从长远看，也未必对中国对印投资造成损害。更重要的是，2016年日印的双边贸易额为150亿美元，仅相当于中印贸易额的四分之一。

对于印日“亚非增长走廊”计划，中国不妨静观其变。按照“亚非增长走廊”的框架，日本将在未来三年内提供30亿美元投资，印度将在未来五年内提供10亿美元投资。这样的投资体量更像是在赚吆喝，难以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带来实质性的挑战。(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南亚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