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才起死回生”
“有了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才起死回生”
——对一基层单位全面从严治党的样本分析
“全面从严治党会影响经济发展吗？”吉林省四平市科学技术研究院以其20余年由盛转衰、由衰到乱、再由乱到治的生死起伏，掷地有声地回答了这一问题：“有了全面从严治党，我们才起死回生！”历经磨难的科研院职工衷心希望：“党中央从严治党一刻也不要停，一步也不要退！”
“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科研院就彻底完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四平市科研院曾是全市效益最好的生产性事业单位和纳税大户，是“很多人挤破头想进去的好单位”。2001年工资改革前，科研院人均月薪已达2000多元，高出政府机关一倍多。但就是这样一个“肥得流油”的科研单位，由于先后两任院长和一批干部的前“腐”后继，厚实的家底在短短10年间被挥霍一空，昔日的“明星企业”变成了腐败分子招摇过市、歪风邪气大行其道的“鼠窝”。
现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董卫东，1998年出任科研院院长。“一上任，他就强令拆除运转良好、刚刚检修过的自动输煤锅炉，高价更换了一台需要人工输煤的二手锅炉。”科研院职工常文回忆，“之后几年，董卫东肆无忌惮地贪污、受贿、行贿、养‘小蜜’，把科研院的风气彻底搞坏了！”
继任院长程晓民，不仅利用职权和职务上的影响为亲友的经营活动牟取利益，而且虚报冒领国家专项资金，使科研院的乱象进一步“雪上加霜”。
上行下效，科研院23名中层以上干部有22人先后“沦陷”：采购处长，将从沈阳采购的原料，运到大连亲戚家办的工厂换个包装再运回四平，每吨价格就从12000元翻到了38000元；财务处长则成了“专业做假账”的高手，从2008年至2016年，有近1万张票据涉嫌违规违纪违法，涉及金额高达1.76亿元；人事劳资科长，“群众不管办啥事儿，哪怕是退休职工报销医药费，至少都得送她两百块钱”，人送绰号“陆二百”；车间主任，明目张胆地成车盗卖产成品，刚购进的原料包装还没拆，转眼就以“废料”名义低价卖出；销售处长，不仅虚报盈利套取巨额“业务提成”，而且干脆把一些应收账款转到个人账户……
“看到领导的贪样儿，自己每天下班如果不从单位也拿点儿啥，心里都感觉亏得慌。”普通职工盗窃成风，偷原料铜线、偷产品、偷钳子扳手用具……有的职工实在没的偷了，竟把车间的暖气片锯下来卖钱。更有甚者，还有职工盗卖氯气罐，在废品回收站切割时导致氯气泄漏，导致了重伤2人、伤4人的重大公共安全事故。
领导贪腐、家底败光、歪风盛行、人心涣散，科研院终于陷入长期停产停工，负债8000余万元的境地。到了2016年3月，企业拖欠职工社保费近1400万元、医保费70万元，职工曾连续9个月没有拿到工资，甚至连丧葬费也发不起了；有的职工到了退休年龄因为社保欠账而无法退休……
“如果没有全面从严治党的大环境，科研院就彻底完了！”四平市委常委、副市长徐绍刚痛心疾首地说。
“共产党的干部，就不能怕见群众”
为了“求条活路”，一些职工开始上访。科研院副院长马力告诉记者，2010年开始，上访还是零星的，到了2012年，就出现了大规模集体访。有几次，甚至长时间围堵市委、市政府，时任市委书记、市长上下班只能从一楼办公室跳窗户进出，午饭用吊篮将饭菜打上去。截至2016年初，上访者先后到市、赴省、进京上访近400次。
“我们跑遍了相关部门，却像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科研院工会负责人、当年的上访带头人于飞说，“当年，我们找到分管副市长，却说管事的是另外一个副市长，等再找到另外一个副市长，却说还得找分管副市长。”
“厅长局长，我们上访时见了不少，但没有一个人真心帮我们解决问题。有的干部信口开河，问我们为啥不造机器人赚钱，一个就能卖600万元；还有个局长说能证明我们事业编制的材料丢了，原因是电脑硬盘太小被挤出去了。你糊弄人，也得找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啊！叫我们怎么相信他们的话？”于飞谈起这些，依然情绪激动。
一边是群众接二连三地上访，另一边却是贪腐“依旧”，董卫东甚至还当上了省党代表、省劳动模范，公开叫嚣“四平市没人能查我”。
一些职工对党组织逐渐失去了信心。失望之下，拥有20年党龄的工人常文，竟提出退党。
“科研院的这个‘烂摊子’必须解决了！”2016年初，四平市委、市政府决定将市科技局交由刚刚挂任市委常委、副市长的徐绍刚分管。市委书记赵晓君说，“我们考虑，绍刚同志是挂职干部，与四平没有任何交集，便于放开手脚。”
徐绍刚一头扎进了科研院职工中间。科研院132名职工，除去内退和临时工30多人，80多人都参与过上访，在两个多月里，徐绍刚面对面约谈了66人。他把所有上访者的电话要来，然后陆续约到办公室谈话，白天时间不够就晚上，工作日时间不够就用节假日，最晚一次谈到凌晨3点多。他说：“共产党的干部，就不能怕见群众！”
多年来，四平市的接访领导一直以为，群众上访是要全额事业单位编制，压根是无理要求，闹得再凶也是无解。徐绍刚通过座谈、走访发现，深层次原因是：贪腐败光了企业家底儿，职工心中有气、日子又实在过不下去，才死缠烂打想要端上铁饭碗。解决科研院的问题，首先得从全面从严治党，从揭开企业腐败窝案的盖子、重拾群众信任入手！
四平市委、市纪委一记记反腐重拳，随即砸向了科研院的腐败黑幕：2016年5月，将已调离两年的原院长董卫东“双规”；8月，将原院长程晓民留党察看、撤职，科研院原班子除一人外全部撤职，所有中层干部全部撤职；9月，将科技局原局长调离、驻局纪检组长勒令辞职……截至目前，已“双规”并移送司法1人，正式批捕4人，党纪政纪处理10余人，追回贪污挪用款项1000余万元。
“全院职工前所未有地感到‘解气’，对党组织也重新树立起了信心！”老职工刘伟亭兴奋地说。
“全面从严治党，真的一点都不能退、一点都不能松”
“全面从严治党是个系统工程，肃贪反腐只是‘止损’，是‘破’，关键还得‘立’，得把企业救活，让职工重新过上好日子。”徐绍刚说。
“让一个死得不能再死的企业重获生机，谈何容易！”市科技局纪检组长、派驻科研院工作组组长丛铁男尴尬地回忆，“去年9月我和市科技局新任局长王志东第一天到科研院开会，还没说两句话就被群众轰下台来。当时，科研院的干群关系已经破裂，无论干部说什么，职工都不相信了。”
“第一次见徐市长，我们也不信任他。”于飞、张守忠、常文、白明辉、郝庆丰、高洪杰，这些当年科研院的上访人，谈起心态的变化都提到了徐绍刚：“别的领导看见上访，拼命地躲、拼命地推，徐市长不怕，他主动约我们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后来，市里又把腐败分子抓的抓、免的免，我们才打心眼里相信他、相信市委，这才是共产党的干部啊！”
为了帮科研院堵住越来越大的债务窟窿、解决发展资金短缺的难题，徐绍刚千方百计协调各方面关系，将原来明显不合理的查封、抵扣依法依规进行调整、重新办理抵押贷款。为了解除对企业资产的查封，徐绍刚主动提出拿自己的私家车给债主做抵押。
“别说是挂职干部，就是任职干部，谁不怕掉进科研院的陷阱里跳不出来？但绍刚市长敢于担当、不怕碰硬，为了给企业筹划出路，没日没夜地加班。有一次周日，他上午切除胃肠息肉，下午就又到办公室加班。跟着这样的领导，我们还有啥说的。”丛铁男在宣布任命的当天晚上，就背着铺盖卷儿住进了科研院的办公室，并发誓说：“问题不解决，绝不离开。”
进厂后，丛铁男发动群众开展“我为发展献一策”活动，进行院容院貌大扫除，完善企业规章制度，精简机构、选举各部门负责人和职工监督员，调研市场、修复设备、谋划恢复生产。短短几个月，他体重轻了20多斤，开党组会的时候几次流鼻血，最后是徐绍刚强令他去治疗才住进了医院，但手术后一天也没休息就又上了班。
为了给科研院办理贷款，王志东和丛铁男拿出了自家的住宅房本。
2016年10月，断断续续停产3年之久的科研院又重新开工生产了！
一个个无声的行动，一次次撞击着群众的心。生产部职工白明辉感动地说，“我们如果不跟着这样的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还是人吗？”
当年的上访带头人于飞，曾两次召集人到北京上访。现在，为了给科研院节省2000块钱，58岁的他主动爬到车间房顶维修电路；王雨田，曾因经济问题被纪委处分，如今面对科研院资金短缺的难题，主动贴钱帮忙渡过难关；刘伟亭，已届60岁退休年龄，却一头扎进了生产车间搞技术革新，一干就是一整天；曾因对党失望而提出退党的常文，现在不但主动缴纳党费，还时时关心着企业的生产……
领导带头、党员争先、职工奋发有为，历经磨难的科研院迈开了凤凰涅槃的坚实脚步。截至今年8月，科研院销售回款457万元，冲抵企业债务210万元，总计实现经济效益667万元。
“同样是一批人，一年时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充分说明只要党风正，群众就会一心一意跟着走，有了群众支持，我们什么事干不成？！”市委书记赵晓君说。
徐绍刚说：“没有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全面从严治党压倒性态势，四平科研院绝不可能起死回生！如果说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全面从严治党则是决定党能否长期执政，甚至决定党的生死存亡的关键一招。越到基层、越到群众中间，对这一点体会得越深。全面从严治党，真的一点都不能退、一点都不能松！”（本报记者 王方杰 侯云晨 郭牧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