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即使到处人山人海 长假依然不可或缺？

国庆长假中，很多旅游景点都出现了人满为患的情况，西湖见人不见桥、站在长城只能数人头……这些情况如果持续发展下去，不仅旅客的体验会因为游客过多而变得极端糟糕，更有可能发生旅客滞留事件，甚至发生大型伤亡事故。

一定得采取措施改变目前的情况，对此，不管是决策者还是社会舆论都是有共识的。但对于怎么改，却有争论。有人认为应该恢复“五⋅一”黄金周，有人认为应该取消带薪休假，还有人呼吁取消“国庆黄金周”。

在争论怎么改之前，更应先搞清楚现状的成因。往往成因搞清楚了，措施也就浮出水面了。分析这样一个社会问题，最好的工具还是研究合作、竞争、成本与受益的经济学。

自然景点，除了受法定假期的影响，受一年四季的影响很大。我第一次去泰山，是出差到泰安顺便登山一游。当时正值12月，天气寒冷，是泰山一年之中最清淡之时，一路上人烟稀少，从红门买票进山到登顶，总共也就几十个游客。

第二次则是5月假期，山路上拥挤不堪，缆车要等上一个小时。两次游览感觉决然不同，12月的时候，山顶上零下15度的气温注定了这不是个旅游的好时候，不过清冷的泰山，其人文特质反而更加凸显；第二次则家人一起出游，虽然挤挤攘攘，但也热热闹闹。

别看这只是个人的一个经历，但也仍能以小见大，反映出两个问题。

第一，目前旅游景点出现的问题，本质上是景区的供应能力不能满足需求波峰时的压力。现代意义上的景区绝非古人登高望远的古朴山川，一个成熟的景区意味着资本的投入、建设各种基础设施，辅助设施：交通、水电、酒店、饭店、管理人员、保洁人员、游乐设施、安全设施甚至WIFI。

这些投入都必然要求回报。这就顺便回答了，为什么古人游遍大好河山无需门票，而今天游遍庐山却需要花1700元。当然，至于价格高低是否合理则是另外一回事。

根据经济学的常识，以收益最大化为目标，一个景区的接待能力，必然不可能按照波峰时期的游客数量来设计，因为这样设计的话，平日的亏损就更多。那么，一个景区的接待能力如此设计，加总在一起，顺理成章的，国庆长假期间各大景区人满为患的本质就是，全国景区的接待能力不能满足黄金周时的波峰需求。

第二个问题则是，旅游的本质不仅仅是旅游，而是举家出行或同事朋友一起出行。很多时候，我们旅行，不仅仅是为了欣赏如画美景，更是为了和家人、朋友、爱人共度一段时光。

而这两个问题就是长假旅游问题背后的实质性的需求与困境。解决办法当然是分流，问题是：怎么分流？

在市场经济中，价格看起来是一个较好的办法：让景区自己制定价格，景区自然会在波谷时降价，在波峰时涨价。把旅游需求分散到其他时期，抑制在国庆长假期间的出游选择，让他们呆在家里看书。

不过，价格措施却存在很大问题。

现在景区的确可以称为超负荷运转，但某种意义上，这种超负荷运转本身就证明了这是景区的最大接待能力，那么作为一个市场经营者，景区为什么会主动限制自己的超负荷接待能力呢？所以，涨价不会是以游客体验最好为目标——比如把泰山限制在1000人登山，而是以景区的最大接待能力为目标，游客的体验仍不会很好。

其次，由于信息并非透明的，旅客往往在掏钱买票的时候才知道价格，这个时候，在此之前发生的旅途劳累、车费、家人协调出行都成为沉没成本，相比这些支出，景区的费用在考量中的权重就变得很小了，很难立竿见影的起到分流作用。

简单的说，一家人5口，来去8000块的机票、7天住宿3000块都花了，景区门票一个人涨100，一共多出500块，难道他们不进去？这个时候，进去景区的需求实际上就不是富有价格弹性的，而是缺乏价格弹性的，涨价仅仅增加景区的收入，而不能有效的削弱需求。这并非不承认市场价格的调节作用，而是信息不透明之下市场出现了失灵。

即便市场化的涨价措施通过几年的执行，价格的信息不对称得到缓解，人们在家中的时候就能准确估计整个出行的成本，但景区门票仍然只占整个出行过程中的差旅、住宿费用的一小部分，更何况国庆是目前的唯一长假，考虑到家人、朋友的协调成本，价格在人们的权衡中占比重更少。

所以，即便没有了信息不对称，在一定价格范围内，景区仍然是缺乏价格弹性的，价格能发挥的作用仍然很小，而当景区门票涨到了能让他们不愿意进去的程度的时候，却显然失掉了社会公平——更重要的是，考虑到每个游客对景区来说，边际成本极小，景区一定会尽力发挥最大的接待能力，这种涨价涨到不让旅客进入景区，本身并不符合景区经营者的愿望，是反市场的。

所以，指望市场来消灭出行需求是不符合实际的，通过市场价格来调节国庆黄金周出行需求的措施不会奏效。

最后，即使假设景区以旅客体验为目标，采取高价格措施。在这个措施下，旅行需求在国庆期间被高价抑制，由于这是仅有的一个长假，在其他时段无法协调家人、朋友一起出行，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出行需求就被消灭了。

这不但造成社会不公平之感，而且，在当下，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即使是穷人，只要他们愿意花钱，绝不该通过措施去抑制他们消费。

如前所述，由于景区需求的波峰、波谷之间差异太大；家人、朋友一起出行的需求；以及信息不透明，三个缘故，价格机制在调节长假人流上起不到太大作用。

那么，在地域上分流，建立更多的景区呢？

首先，未开发的景区并不满足普通人的需求。实际上，强行进入未开发的自然景区，往往带来更高的社会成本，驴友、学生冒然闯入山区，耗费社会资源进行救援的新闻并不少见。但开发更多的景区却必然遭遇经济上的考量，开发景区意味着较大的投资，如果按满足波峰需求来布局，全年的经营必然是亏损的。所以，开发更多的景区，以地域分散人群，就目前的国民消费能力来说，并不经济。

最后一个有希望的办法就只能是在时间上分流，这种时间上的分流不是用价格去强迫，而是凑出更多的长假，制造更多的旅行时间窗口。

目前，长假仅剩春节与国庆，对中国人来说，春节是固定不变的亲友团聚假期，剩下唯一远程出游的机会就只有国庆黄金周。一般而言，一个家庭的旅游预算，旅行意愿是受多方面限制的，春天出行了，夏天多半就呆在家里了。所以，如果能够有另外一个假期，肯定能起到分散黄金周旅游人流的作用。

那么，带薪弹性休假能起到这个作用吗？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现在很多人都在呼吁带薪年假，但实际上，中国是有带薪年假的。根据劳动法，职工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而且，国家法定休假日、休息日不计入年休假的假期。但为什么现在大家却都在呼唤年假呢？

这是因为，相对而言，一线大城市有较为完善的劳动保护，弹性化的假期还能得到较为完善的贯彻，但在其他地方，特别是一些中西部的小城市，这些弹性化的假期很难得到贯彻。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企业中，员工相对弱势地位，单纯按自己意愿安排假期也就相对困难。那些呼吁弹性带薪年假的人，往往过高估计了自己对休假的坚持，过高估计了自己在公司面前的谈判能力与强硬程度，过低的估计了同事的竞争欲望——即使法律可以保护劳动者应得的权利，保护他们的休假，也无法阻止一个更愿意加班、牺牲假期的人更容易升迁和升薪。

所以在现实中，协商带薪休假的日期是很困难的，在有些地方，甚至协商休假都是困难的，正因为如此，很多人才呼吁带薪年假，因为他们甚至都不知道中国已经有带薪年假。

因此，即便有带薪休假，实现这种带薪休假，或者灵活的与家人、朋友协调一致的休假时间的成本依然非常高。两个家庭，或4、5个上班的人一起出游，协调假期一致的高成本、高难度往往让出行成为泡影。

而长假的价值也正在于此。

全国一盘棋的长假制度等同于全国经济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停摆。由于很多商业、生产活动都停滞了，单个企业即使不放假，员工创造价值的效率也大大降低，有些单位甚至无法运行。

这个时候，虽然企业损失最大，但给员工放假，对企业来说，却是机会成本最小的。所以，长假的设置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以国家名义，代替劳方与资方谈判假期，通过全国停摆的方式，降低企业放假的成本，同时，给企业更大的放假压力。

这样的局面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实际上，带薪休假不会导致全国性的经济停摆，不但员工休假更方便、更人性化，而且对企业创造价值，整个国家的GDP都是有好处的，但是，在现实中，带薪休假却很难顺利实现。所以，虽然长假对企业和员工而言都不是最优选择，但在目前的条件下，却是唯一的次优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解决劳动者权利之前，带薪休假，很难给国人一个完美假期。而劳动者权利，除了国家政策与法律的完善外，更大程度上，关系到中国劳动力价格、中国人对劳动、金钱、假期的认识等长期问题。所以，在短期之内，恐怕还是只有长假的方式最为现实。对当下中国而言，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一个社会氛围问题。

长假带来一个显而易见的好处就是，协同效应带来了更多的消费需求。由于假期同步，不但刺激了家庭、朋友结伴出行的可能，旅游人数也上升了，增加了消费，而这也是长假的重要目的。

当然，这种方式本来就意味着廉价——廉价的劳动者权利、廉价的放假机会成本、廉价的劳资协商成本。在这一系列廉价下，当然就是一个廉价的旅游，一分钱一分货，不那么完美的假期就几乎注定了。这种不完美实际上是一种租值耗散。既然休假的成本被降低了，堵车、事故、人山人海，垃圾成堆等，就成为了游客额外支付的一种成本。

不过，在现代信息技术的条件下，一些技术性的手段仍然有助于提高人们的休假体验，比如，通过网上进行全国范围内的预订，以及人数公示，帮助游客提前制定自己的旅行计划，避开人流。实际上，当人们避开热点的时候，也有助于新景点的开发。

同时，也可在网上公布经过审核的景区门票、票内票、为每一个收费点配置相应的条码，游客在景区内随时可通过扫描条码，查询景点门票是否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