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锋：“左中右”视角掩盖了西方社会矛盾

德国联邦议会大选结果显示，原大联盟政府的三个执政党(基民盟、基社盟和社民党)遭受冷遇，得票率均创历史新低。与此相反，各在野党(绿党和左翼党)以及不在联邦议会的自民党和选择党却不同程度地受到选民热捧，支持率明显提升。冷热之间反映出德国当前政治生态观点分散、力量分裂的现状。选择党出尽风头，得票率提升到12.6%，升幅最大，成为德议会第三大党，这被认为是极右翼的胜利，标志着德国政治天平整体右倾，是继英国脱欧、美国特朗普上台之后右翼抬头的延续。

然而，细看各党选民结构可知，继续沿用传统上“左中右”的政党分类方法已无法有说服力地解释上述变化，也无法解释其与德国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甚至还遮掩了观察德国社会现实的视角。

与普遍猜测不同的是，选择党的选民不都是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据德媒报道，其党员多为社会中上层及精英人士，比例不低于其他传统大党。选择党选民的社会成分，实际上与绿党、自民党等高度重合。在对待执政党这一点上，选民们也表现出了高度一致，即向在野党分流，弃离执政党。

与其说，这次是选择党等在野党的胜利，不如说是对执政党的抗议和惩罚。这与传统政治谱系中的“左中右”没有太大关联，而是体现了德国选民对社会现实和生活现状的感受，以及由此而做出的政治选择。

宏观上看，德国经济宏观数据非常出色，在不太景气的世界经济中能够多年保持增长，政府财政实现盈余，劳务市场提供了充分就业的机会。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带来的财富没有均衡分配，从2005年到2015年间面临“贫困威胁”的人从14.7%增加到了15.7%，东部则高达19.1%，在不莱梅市这个数据是24.3%，而这个城市的富人数量却在德国各大城市中位居前列，贫富差距昭然。数据显示，德国百万富翁人数从2009年的86万上升到2016年的120万，年均增幅约5%。据柏林科赫研究所的研究，富人不仅有更多的机会，而且寿命也比常人高出10岁，他们享受着私人医保提供的高档服务，与普通百姓排队看病截然不同。

就业不仅是生活的来源，也是实现个人社会价值的渠道，宏观看选民们有充分就业的机会，但新的技术和劳工政策深刻地改变了就业岗位，从过去终身单一岗位就业，转变到现在的多岗位就业，短期就业，从业人员难以有长久预期。有研究称，未来15年现有工作岗位60%将消失，人被工作逼着改变，在多个职位中奔波，这不断蚕食着原本属于家庭的时间。

从1996年到2015年，德国有孩子的家庭从760万下降到550万，单亲家庭却从130万上升到160万，其中单身母亲有孩家庭从110万增加到150万，传统家庭在分化，人们依赖的基本社会结构不再稳定。单亲有孩家庭受贫困威胁的比率更是高居44%，这意味着在这些家庭长大的孩子缺乏教育和社会参与机会。统计显示，德国大学毕业生中父母没上过大学的人只占总数的1/10，相对贫困在代际之间传承。

近两年的难民问题给德国带来了新的麻烦，但更重要的是难民问题激发了选民对社会问题的不满。在剧烈变化的时代，普通民众指望国家提供保障和稳定，他们一再失望，在选择党那里却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渠道，要以此教训一下那些“高高在上”的人。

对政治、对国家的信任陷入危机。德国波恩大学Blasius教授提供的一项研究数据显示，欧洲各国民众对政党和政府普遍不太信任，认为他们只在乎自己的权力，不关心民众的诉求。德国Statista数据也表明，有82%的受访者表示很不信任德国政党。新一届议会有709位议员，其中只有299人是选民直接选出的，余者是得票数超过5%选票的政党确定的人选，选民甚至不知道这些是何许人。一项调查称，受访人中一半多弄不明白这样的选举制度是怎么回事。

德国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在西方其他国家同样存在并将延续。德国大选结果提供了一个观察西方社会的新鲜案例。从普通民众的角度去着眼，以“上中下”替代“左中右”更为切实。“左中右”是意识形态问题，那是政党们的游戏，是脱离社会现实的精英们在高谈阔论。“上中下”则是社会问题，这事关民众的冷暖甘苦。(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