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祚庥：时代呼唤新劳动价值论

1867年9月14日，马克思发表了划时代的著作，《资本论》第1卷。正是此书科学地建立了劳动创造价值学说，预见人类必将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国正在探索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这一伟大学说影响下的结果。

时代不断前进。时代也导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解释当代社会时，正面临两大困境。

第一大困境。世界经济已在科学技术空前大发展的背景下，取得飞速进展。脑力劳动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决定性作用。而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仍然拘泥于只讨论‘社会必要平均简单劳动’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这显然难以解释和理解当代社会。所以，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将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理论引入政治经济学，作为在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贯之的理论纲领。

第二大困境。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只给出了由劳动计算价值的公式：商品价值= 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剩余价值。却缺少对价值形态的另一侧面：使用价值定量的研究。然而，在当代市场经济的大发展中，“效用”，也就是“使用价值”，也成为解释和理解当代社会经济不可或缺的经济范畴。现有的社会经济统计数字，都是“效用”的统计数字。在马克思的某些著作中，虽然也偶然涉及“效用即是价值”的讨论，却并未深入和展开。一个显见的事实是，如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不寻求建立“价值和使用价值”，“价值和效用”之间的定量关系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无法利用这些“堆积如山”的大量数据，对当代社会经济问题做可信的分析。

反过来，上述两大困境的分析，却启示我们完全有可能建立一个能包括现代科技和脑力劳动贡献的、“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新劳动价值论。我们建议的方案是：效用，亦即使用价值=价值×科技效率放大因子。

这一公式中的价值，当然来自社会必要平均简单劳动，也就是体力劳动的贡献。而效率因子的放大倍数，就来自脑力劳动者的知识创新。简而言之，效用=劳动×知识。这一“相乘”的简单算式，体现出知识分子必须和劳动群众相结合的理念。结合，就是知识和劳动必须“相乘”。

马云模式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正是来自于“互联网×支付宝×机器人分捡×高铁×电动自行车”等一系列的知识创新×商业从业者支出的普通劳动，而产生的巨大效用的结果。

容易看出，这一“新劳动价值论”并非对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的否定。而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坚持用实体论解释一切精神现象原则的基础上，弥补了“旧劳动价值论”对科技进步，市场进步等脑力劳动的重要性考虑不足、估计不足的缺失。就像牛顿力学和相对论的关系一样，旧劳动价值论仅适用于科技创新、市场创新均十分缓慢进步的时代。而在科技、市场快速进步的社会，特别是智能机器人正全面进入三大产业的新时代，就再也不能忽略影响当代社会经济发展的重大精神因素。(作者是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