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厅长带2亿逃亡美国:怕被发现 生病都不敢就医

22年，足以让初生幼苗长成参天大树，让百里黄沙化作郁郁丛林。而对人来说，22年光阴更是非同小可，这样长的时间跨度，足以让人发生任何可能的改变。因此，我们很难想象，对于一个人来说，长达22年东躲西藏、提心吊胆的逃亡生活，究竟要怎样捱过。

2017年8月15日，逃亡22年之久的浙江某公司财务科前副科长翁跃年，在他自己开于宁波市海曙区的花店里落网。当时，几个外地模样的人悄无声息地走入店里，领头的人一脸严肃地说：“我们是杭州市西湖区追逃办的，请借一步说话……”翁跃年先是愣了一下，随后“哦”了一声，低下头来：“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躲了22年，这一天还是来了。”逃亡22年，个中辛酸，尽在不言中。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这句话，放在所有职务犯罪人员身上，大概都成立，但对于那些长年潜逃，最终被捕的人来说，这句话却格外有分量。1995年4月，看似不起眼的“翁科长”突然失踪，引起了同事们的议论，然而，包括他自己在内，恐怕谁也没想到，这一“失踪”，就是22年，小半个人生之久。

当时，翁跃年擅自将公司的1000多万元挪作他用，谋取私利，因为担心事情败露，他最终决定踏上逃亡生涯。然而，携款逃往的生活并不像他想的那样“滋润”，只用了两年时间，他就败光了自己身上仍有的所有赃款，重新成为了一穷二白的人。于是，他只好辗转到了宁波，在小巷子里开起了一家小花店，以此苟且偷生，每天担惊受怕。

我们不知道，这22年的光景，他是如何度过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这些年里彻底失去了家人，失去了朋友，甚至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而这一切，只是为了逃脱当年犯下的错将要给他带来的惩罚。

但最终，他还是没逃过去。

翁跃年副科长不是唯一对潜逃生活之痛深有体会的人。比他级别更高、情节更重、卷款更多的人，对此体会恐怕更加深刻。

2016年11月16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的统筹协调下，经中央有关部门和浙江省追逃办密切协作，潜逃海外13年的“百名红通人员”头号嫌犯杨秀珠回国投案自首。

2003年，时任浙江省建设厅副厅长的杨秀珠携女儿、女婿及外孙，带着两亿多元赃款，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踏上了逃亡的旅途。但是，巨款和亲人都没有给她带来安全感。被捕之后，她对逃亡生活只有不堪的回忆，她说：“怕中国发现我，又怕美国抓获我，致使我与妻子有护照不敢用，有病不敢就医……每一天都恐惧、再恐惧，没有正常的生活……”

而对于辽宁省凤城市委原书记王国强来说，潜逃美国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痛苦”与“不安”。这与他当初自以为逃往美国就可以得到“庇护”的设想截然不同。在中国反腐力度不断加大和政策感召下，王国强最终选择了回国自首。

曾任上海海事局吴泾海事处出纳的贪污犯顾震芳，于2000年逃亡泰国。逃入泰国曼谷后，她嫁给了一名右眼失明的泰国人。2006年，面对积蓄花光、丈夫失业的窘境，顾震芳决定自己出来打工挣钱。没想到上班第一天，在企业宿舍打扫卫生时，意外触电身亡。

福建省福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王振忠因收受贿赂等问题于2002年5月出逃美国。以前在福州被王振忠敲诈过的黑道人物，纷纷委托美国黑道向他追讨被敲诈的钱，并威胁说“不还钱就砍掉他情妇的手和他的脚”。遭到敲诈的王振忠只好独自生活，出门要躲警察，遇到老朋友只能低头假装没看见。2005年下半年，心情抑郁的王振忠被查出罹患肝癌，患病期间，情妇一次也没有来看望他，最终他因病死亡，死前留下一句话：“一切都是报应……”

目前，有新闻可查证的，逃亡最久的职务犯罪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独山子乙烯工程建设指挥部计财处原会计付洁。为了逃亡，她辗转千里，换过无数工作，甚至改名换姓，从1992年，一直逃到2016年，长达24年之久，但这一切，最终还是徒劳。

这些人的经历都应了那句老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