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烨：敦刻尔克，和胜利者的正义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沙烨】
诺兰大神的新作《敦刻尔克》，在影院揽得粉丝无数。陆海空三条叙事线的交错，如一场视觉的盛宴，让观众身临其境。影片中每个人物，无论英雄或是懦夫，在战场中做出自己的选择。最终三十多万大军历经万难，越过茫茫大海回到岛国的家乡。一如三千多年前，在荷马的吟唱里，越过大海回到自己故乡的奥德修斯。
敦刻尔克撤退是二战中极具戏剧性的一段。英法联军溃败，面临全军覆没，最后大部队却得以安全撤离。绝望中孕育出希望，失败中孕育出胜利。影片视角里敌我分明，开篇结尾都引用了丘吉尔的演讲：我们会战斗在沙滩上。在这篇于撤离完成后第二天对众议院的演讲里，丘吉尔谈到大军无奈的撤退，英国海军和民用商船的努力，皇家空军的英勇，以及绝望中喜出望外的奇迹。这些都在电影里以视觉影像呈现，可谓一篇演讲定义了一个关键的历史事件。
二战在中西方的话语体系里都被明确而清晰地定性：正义战胜邪恶。这是胜利者的简单叙事，还是历史的真相？虽然历史由胜利者撰写，但我们还是要问：
是什么赋予了二战胜利者以正义？
很多历史学家认为，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乔治·凯南曾写到，一战是二十世纪最根本的灾难，是西方文明衰败的根源。一战之前，大英帝国正处于其力量的顶峰。太阳永不在帝国的土地上落下。一个岛国征服并奴役了地球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这还不包括英国在美洲的后裔--美国。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是对英帝国势力最大的挑战。英国和法国俄国形成联盟，包围并遏制德国和其盟国。萨拉热窝的刺杀，在欧洲触发了连锁反应，让各国如梦游者般走向战争的深渊。
在哈佛政治学者Graham Allison看来，这是典型的修昔底德陷阱，但在世界的版图上展开。修昔底德总结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说：“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是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但是伯罗奔尼撒的叙事里没有道德，只有强者和弱者，城邦和荣誉。雅典人在和弥罗斯人的对话里说道：强者行其所能为,弱者忍其所必受。一战中也是如此。交战双方无视国际公约。化学武器和毒气被双方大规模使用，而不是如电影神奇女侠中所宣传，只是德国的专利。
德国战败，和协约国签订凡尔赛条约。虽名为和平条约，却是对德国的惩罚和羞辱。凯恩斯将其比作迦太基式的和平，罗马人对迦太基人苛刻而残忍的所谓和平。德国对协约国割地和赔款，德意志民族被迫分割，德国被迫接受协议中的认罪条款，承认自身为侵略者，是一战的罪魁祸首。帝国主义国家间分赃不均的火并，在胜利者的历史中成为了侵略和被侵略的战争。
中国北洋政府在一战后期参战，以劳工方式支持协约国。一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参与巴黎和会，却在凡尔赛条约里的山东条款中，被协约国出卖。
对一个产生过歌德、黑格尔、贝多芬的伟大民族的欺凌，提供了希特勒崛起的土壤。德意志民族追求其生存空间和民族统一，恢复昔日的荣光，是希特勒用以团结德国人民的愿景。夺回凡尔赛条约中割让的土地，成为德国举国上下的梦想。
为了遏制一个正在重新崛起和武装的德国，英法对波兰，这个一战后从德国领土中分割出的国家，提供安全保障。在德国入侵波兰后，英法对德宣战。战火在短短二十年后，再一次从欧洲卷向世界。这是正义的宣战还是又一次利益的冲撞？
二战前的世界仍是西方强国的游乐场。一战中战败方的殖民地被战胜方分割，殖民地人民继续被剥削和奴役。中国仍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欺辱。1931年九一八，日本侵略并占领中国的东北，遭到西方各国的无视。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全面入侵中国，西方各国还是事不关己。中国以一弱国之力孤军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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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行走在卢沟桥上的老照片（图/京华时报）
早在西方历史中二战正式爆发之前，中国已经在中华大地上和日本法西斯主义殊死斗争，死伤千万。其战斗之惨烈，其伤亡之惨重，堪比二战中任何一个战场。而那时，正义又何在？
丘吉尔敦刻尔克演讲的结束语是，即使英国母岛沦陷，有一天，新世界会带着它所有的威力和力量，来拯救和解放旧世界。丘吉尔所说的这些新世界又是哪里得来的？是通过英国民族对外几百年的殖民占领和对土著民族的种族灭绝夺来的。丘吉尔梦想维持的大英帝国，从来就不属于英国。丘吉尔口里的正义，是答尔丢夫式的正义。那个莫里哀笔下的伪君子，满口上帝的荣耀，只是为了夺取世俗的利益。
二战的真正转折点在于巴巴罗萨计划。德国入侵苏联，这个曾经和德国共同瓜分东欧的合作者，德国大量战略资源的提供者。苏联和德国分赃不成，反而戏剧性地成为了同盟国的一员。出于纳粹极端种族主义的世界观，和对斯拉夫民族的蔑视，希特勒低估了苏联的抵抗能力。闪电战演变成了消耗战，在俄罗斯的寒冬，德军遭遇了当年拿破仑军队同样的命运。
1941年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中国对日的持续抗战成为了同盟国的核心利益。抗日战争在开展十年之后，终于成为了二战的一部分。蒋介石政府也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
二战中交战对方对平民都进行了屠杀。丘吉尔命令了对德国的无限制空袭，和德累斯顿的大轰炸。美国在战争接近尾声时仍对日本进行了原子弹轰炸。1943年，英属印度的孟加拉邦发生大饥荒，数百万人被饿死。与此同时大量的粮食和供应被征收，源源不断送到英国前线。当被问及饥荒时，丘吉尔的回复是：印度人是动物般的民族。饥荒是他们自己的错，他们繁殖起来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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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资料图）
二战真正的正义，来自于以中国为首的被压迫国家和民族坚持不懈的反帝和争取解放的斗争。真正的正义方，是那些被帝国主义殖民和侵略的国家和民族。
中国作为一个完全的受害方，在二战中承受了最多的平民伤亡，和仅次于苏联的总伤亡。中国惨烈的抗日战争，是二战最重要的正义来源。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的大屠杀，使其死亡近半，也让犹太民族的悲惨遭遇成为西方文明的痛。
正义从被压迫和屠杀的生命里升华。这些人民的“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最终赋予了同盟国以正义。如果没有这些，二战只是修昔底德陷阱的再一次重演，原本没有正义性可言。敦刻尔克也就是一场寻常的败仗，谈不上任何历史意义。
在奠定二战后世界格局的雅尔塔协议里，德国被分裂，德意志民族被彻底分割。日本领土却得以保全。而作为同盟国中最大的牺牲者，中国再次被出卖，永远地失去了外蒙古。
历史的公正往往是诗意的。大英帝国在二战后塑造了自身的正义形象。而其帝国在二战后的急速瓦解，和世界各地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这才是历史的正义之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