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一场全球政治金融危机或将来临

如果按美国半世纪来1973年石油危机、1980年储贷危机、1994年债市崩盘、2001年互联网泡沫破灭、2008年次贷危机的历史规律算，“每十年一循环”的金融危机周期可能正在2017年后的某个时间点开启新一次轮回。如果此前金融危机起源于经济、债务、能源、技术等变量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场大金融危机恐怕会来源于政治变量。

全球范围内尤其是欧美国家保护主义政策盛行，保守主义势力回潮，极端主义组织介入，三大“负能量”共振将影响全球货币政策走向，刺破债务形成的过高资产价格泡沫，拉底近年来乐观主义盛行的资本市场预期，最终有可能诱发新一轮的全球经济金融市场动荡，甚至地缘政治危机。对此，已深度嵌入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肯定无法置身事外，只能正面应对，提前布局，既要主动将防止发生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经济金融工作的要务，还要防止下一轮全球政治金融危机的内溢。

特朗普政策或将引发全球政治金融危机

笔者在《巨变中的世界呼唤政治金融学》一文中曾提到，“政治因素正在对金融实践产生极强的干预力”，而一旦国家政治变量出现极值式的外溢，或一些全球大国政策出台的极端化，金融市场的波动与混乱现象就会出现，政治极端化现象持续冲击经济运行与资本市场，政治金融危机的爆发就在所难免。

在学理上，人们对政治因素冲击金融的关注，远远不如对金融市场失控冲击政治变局的思考，比如，汗牛充栋式的文献资料都在研究为何1929-1933年经济大萧条直接引发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日本与意大利等上台，并导致了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何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发了两年后的西亚北非政治动荡等等。事实上，当政治成为自变量时，资本市场混乱与金融危机爆发烈度同样巨大，最典型的1970年代的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与同时期金融市场的全球振荡。

自2016年全球“黑天鹅事件”频发以来，美国特朗普执政以来的各项政策在怂恿西方世界保守主义势力的罕见复燃。各国政治不确定性的变量加剧，保守主义、保护主义、极端主义等在欧美多国发生“共振”，正在反向作用于原本应独立运行的经济走势与金融规律。

2017年以来，特朗普政府先后在边境建墙、暂停接收难民、限制穆斯林入境、威胁征收高额税以保护美国工人岗位等“美国第一”政策，助长了国内“白人至上主义”与社会分裂，8月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中部、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的故乡夏洛茨维尔爆发强裂的种族主义冲突只是序曲，接下来各类社会分裂与种族冲突还将加剧，进而冲击经济运行与市场信心。

社会分裂源于高层的理念分歧。7月以来，白宫人事连续剧烈变动，特朗普接连解散两个政策顾问委员会，让投资者颠覆性地怀疑特朗普的执政能力，开始担心特朗普税改和财政刺激计划等经济政策议程无法获得国会审批。基于此，美国三大股指已完全没有了特朗普执政初期连续数月上涨的势头，而呈现了接连数周下跌的兆头，甚至回吐半年来的涨幅。

2017年8月，市场预期出现乐观向悲观的多类拐点。根据美林调查数据，46%投资者认为美股被高估。预期全球经济加快增长的投资者比例下滑至35%，远远低于1月份的62%。美国企业营运利润率前景处于停滞状态。只有33%投资者认为，企业利润在未来12个月将有所改善，远低于1月份的58%，创下了2015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8月中，素有“恐慌指数”之称的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性指数(VIX)飙升至15.77，为半年来最高。这些预期指标被称为“不祥的拐点”。

2017年下半年，市场普遍预计，美国债务加剧，美联储将相继启动“缩表”与“加息”计划，美元回流与国际市场的资金不稳定性将加剧，所产生对美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对世界经济的外溢冲击不容小视。目前，已有不少学者称，目前特朗普政策正在恶化市场环境，甚至有人担忧，更大的一波金融危机像是高达百米的海啸浪墙一样已矗立在远方。

特朗普除了国内政策的非理性外，在外交政策上同样在加剧地缘政治恶化(如屡屡威胁对朝鲜动武)、欧洲民粹主义抬头等消极趋势。加之目前全球互联网时代的网络病毒传播，金融科技造成的“无现金社会”监管难度，全球金融形势的脆弱性与危机诱发性大大超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的状态。

从目前美国国内政局走向、朝核危机演变、中东局势、欧洲难民危机与恐怖主义频发状况看，全球政治金融危机越来越像是一头灰犀牛，有一系列的警示信号与迹象，就等各方加强警惕，合作应对。一旦这场全球政治金融危机发生，冲击力恐怕会比2008年更综合化，不仅将表现在股市大幅下挫、经济增长恶化、大规模失业、百万家庭与公司破产等经济金融社会层面，还可能会引起国家分裂、区域战争等政治军事层面。

“大相变”提前到来

2017年初，笔者与同事发表长文《大相变：世界变局下的2017年新常态》，借用物理学中的“相变”概念，如冰化为水、墨变为金刚石那样，2017年以后世界正在从一个具有均匀部分的“相”转变为另一个“相”，历史车轮正在加速变化。如果一场全球政治金融危机发生，将会促使“大相变”加速到来。以下现象的发生可能性将成为大概念事件。

第一，美国将步下全球帝国的颠峰，回归孤立主义的区域强国。目前看来，美元全球退潮效应明显，国内种族与社会斗争激化，民主机制与政治运行陷于僵化甚至无效，不再过多承担国际安全的责任，美国软实力与对全球影响力、美誉度急剧下降。尽管美国在未来十年仍是经济总量与军事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美国将不再是令世界所向往的全球帝国。在许多方面，如基础设施、社会治安、种族融合、金融产业、军事支用等方面还有可能成为国际舆论的众矢之的。

第二，西方世界将加速裂变，欧盟将丧失全球治理的模范地位。由财政紧缩出现的欧债危机将在这场全球政治金融危机再次复发。特朗普政策正在刺激欧洲右翼势力、极端主义甚至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在英国脱欧外，西方世界将呈现出美欧分裂、欧洲内部分裂、欧洲各国分裂三个层面的分裂主义趋势。欧盟长期运营的概率下降，像加泰罗尼亚、苏格兰、威尼斯等独立运动还会重新回到世界视野。

第三，新兴国家将加速整合，认识到协同崛起的重要性，并构建独立于西方的金融安全网。新兴国家的国际秩序将以金砖机制为领头羊。2017年9月在厦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开启下一个十年的合作。金砖国家有共同的战略目标与价值观，都希望保持民族自主，外交独立，不干涉内政，都希望推进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近年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教训警示着，构建独立于西方世界的金融安全网变得极其重要，这也催生了金砖应急储备、金砖新发展银行等新型多边金融机制的问世。而在中国的推动下，“一带一路”框架下金融合作与危机处理机制也正在形成，这对于面临巨大全球不确定性的新兴经济体群而言，是一个更有吸引力的选择。

稳定、改革与发展仍应是中国未来要务

金融危机并不可怕的，可怕的是，没有防范与应对手段。正如习总书记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讲道，“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进程，就是中国政府与社会不断应对国内外金融经济风险的40年。从1980年代的投资过热、物价闯关，到1990年代应对东亚金融危机、银行呆账坏账，再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15年股市波动，中国已积累了大量处理国内外金融危机的经验。中国应该有充分信心能够抵制任何外部的重大危机。

当务之急是，各级机构仍然要把防止发生尤其是主动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外部危机内溢，当成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对此，需要高度警惕目前国内舆论有两股激进情绪：一是过度乐观，认为中西实力交错之势已不可逆转，中国崛起已是必然。这种情绪将会使人对远处而来的“灰犀牛”掉以轻心。二是过度悲观，认为中国国内缺陷与风险过多，无法解决，甚至将陷入到中等收入陷阱。这种情绪则会让人过于保守，不敢创新与发展。

最好的心态当是保持战略定力与耐力，既认识到中国崛起之长期性、艰难性，也要坚信崛起之路的光明未来。最重要的是，各项事业还要继续保持稳定、改革与发展三者平衡，既要稳扎稳打，又要锐意进取，在改革中谋发展，在发展中持续稳定，在稳定中强化改革。只有这样，任何全球金融危机都不可能真正伤及中国，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业才能真正成功。（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