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光明带给“离太阳最近”的人（组图）

*编者按：**“他们离太阳最近，却离光明最远。”——这，是人们对西藏眼病患者最贴切的描述。**于是，诞生了这样一群“光明使者”，他们不畏长途跋涉的艰辛，顶住高原反应的不适，跨越4000公里的距离，为这些离太阳最近、却离光明最远的人，送去了希望。这些“光明使者”，就是由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组成的医疗队。**2017年8月，在北京同仁张晓楼眼科公益基金会秘书长、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魏文斌的带领下，由医生、护士、工程师等组成的医疗队，从北京飞往青藏高原，开启了为期两周的“光明行“活动。据了解，自2004年以来，北京同仁医院已与多个组织合作开展“光明行”活动，先后进行了近万例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更为当地医疗水平的提高作出了积极贡献。*以下是此次西藏“光明行”随行医生的一篇个人手记。让我们透过此，去感受这丝丝光明得来的不易——

在我还没有步入眼科殿堂的时候，就听闻过眼科专家张晓楼的大名。

解放初期，我国有50%的人患沙眼，而在北方农村，沙眼发病率更是高达95%。所以，民间又流传着“十人九沙”的说法。为了攻克这一难题，1954年，眼科专家张晓楼和微生物专家汤飞凡合作，开始研究沙眼病因。为了寻找沙眼临床治疗的良方，张晓楼甚至不惜冒着失明的危险，大胆地在自己眼睛上做试验！最终，二人首次在世界上分离出沙眼衣原体，为患者带来福音。

很荣幸，今天的我，能作为“北京同仁张晓楼眼科公益基金会”赴藏团队里最年轻的医生，并带着张晓楼前辈的精神与同仁文化，一起去给那些离太阳最近、却看不到阳光的人，送去光明。

“光明”之旅起航

由于海拔高、紫外线照射强等原因，青藏高原是我国白内障患者的高发地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等客观原因，以及卫生资源匮乏、技术力量薄弱等现实问题，又让很多患有眼科疾患的患者得不到及时救治，从而失去了享有光明的权利。

我们的前往，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还没到西藏，我的心里已满是期待。

8月3日凌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我们一行人马早早就赶到北京机场。团队里的几位医生、护士、工程师作为先遣部队打头阵，开始为此次“光明行”的手术及捐赠物资打包、托运行李。由于超乳机、玻切机等仪器都非常重，于是，连平时看起来很柔弱的女生，也一个个变成了女汉子，抡起胳膊搬运、办理超规行李的托运……

然而没想到，一切落定后，我们接到悲惨的通知：飞机由于天气问题延误了8个小时！到达拉萨机场时，已是接近黄昏。

一出舱门，立刻就有种踩棉花的感觉。只一夜短暂的修整，我们就又顶着凌晨的阵阵寒风，马不停蹄地乘上著名的拉日列车，继续赶往此次“光明行”的第一站——日喀则。虽然拉萨与日喀则平均海拔相差不到300米，但植被的稀少与高原气候，让我们着实感到了缺氧。

不过，接下来的消息，让这些不适瞬间一扫而空。日喀则藏医院院长索朗加布和眼科主任边巴次仁告诉我们，因为听说有北京同仁医院的专家团队要来，当地的老百姓早早就赶了过来，很多人甚至直接就住在了医院的院子里，就为了能第一时间让北京来的医生看上一眼。

这种对光明的期待，让我们深感责任重大。

期盼的眼神与重重的困难

虽然已经有了心理准备，但在踏进藏医院大门的那一刻，眼前的情景还是着实把我们吓了一跳！小院子里挤满了老爷爷和老奶奶，还有不少年轻人。

“据说来了两个县！”有人介绍说。

那些满面期待的目光，一直跟随着我们，直到踏入诊室大门。

顶着压力，团队迅速进入工作状态。护士长带领工程师进入手术间进行物资的清点，完成手术床的布置、消毒器械的准备等。与此同时，诊室里的我跟随本次白内障主刀医生张红言主任，进行白内障患者的裂隙灯筛查、眼压等检查。

与我们所预想的不同，诊室里如裂隙灯、A超机、眼压计、眼底照相机、造影配备等眼科检查机器，配备都很齐全。足以见得，高原地区的眼科学发展也是非常受重视的。

由于患者几乎不会说汉语，为我们的检查带来了很大挑战。简单的裂隙灯检查、眼压测量，有时就要花去平时几倍的时间。加上藏族老人的眼窝大多比较深，检查时经常需要改变头位。张红言主任甚至为了检查方便，使出浑身解数临时学了好几句藏语，比如“mizong”为“闭眼”、“geligelizong”为“轻轻闭上眼”。

最终，我们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完成了上百例患者的前后节筛查，并在藏医院的协助下，选取了31位家庭困难和病情急需救治的患者进行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

但接下来，挑战又来了！在进行术前人工晶体测量检查时，A超机器竟也出现了“高原反应”，不时出现不能开机、莫名故障的问题。当时负责操作机器的我，真是急的满头大汗，顿时感到缺氧、眼冒金星。每一次机器的突发情况，都会让我感到憋气。

好在，张主任和护士长已经有多次高原“光明行”的经验，他们帮助我耐心的不断重启，解决这样那样的问题。带着信念，我们几个人还有藏医院的几位医生护士，一起完成了所有白内障手术患者的术前检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不少当地实实在在的困难。

比如，虽然高原上血压升高非常普遍，对于术前高血压患者，我们也都备了降压药，但此时，还是发现高原的药品是多么的匮乏，药品种类少、品种没有更新都是暴露出来的问题。

再者，其实我国大多白内障病患都是来自中西部欠发达地区，紫外线光照强烈的地理劣势，使当地人民罹患眼疾的风险陡增。加之经济上的拮据，文化水平不高，很多患者又常常拖延病情，甚至直至全盲都从未到正规医院接受过诊疗。

印象中有一位编着五彩绳长辫子的老奶奶，跋山涉水来到城里的医院排队，最终却因为眼底疾病严重，不符合手术的条件，不能进行手术。得知这一消息，老奶奶难过的一直留泪，但仍紧紧地跟着我们。尽管语言不通，可此时，不需语言，我们也能够读懂她的期待。好在，最终她也得到了自己适宜的救治。

在大家的期盼中，我们开始了在日喀则藏医院的第一台白内障手术。作为助手的我，着实感觉有些精神紧张。这边杨晓萍护士长在做无菌手术台的准备，那边张红言主任顶住高原反应进行手术，我们的工程师张子健为了保障机器适应高原的气压，不得不上上下下的奔波……所有人都绷住一根弦，不能出任何差错！

除了显微镜的硬件水平不同外，这里白内障患者的手术条件也与平原不同：大多囊膜结构非常脆，很多因为“过熟”、晶体核“过硬”，造成悬韧带结构不良。而这对于超声乳化手术来讲，是巨大的挑战，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

到上午手术结束时，魏文斌主任带领最后一批人马也赶到了，一起加入接下来的工作。比起一开始的困难重重，下午的手术越来越平稳，四点半时，已经顺利结束了全部31位患者的手术。

也是在这时候，我们才从紧张的气氛中放松下来。做完手术的患者，慵懒的坐在医院的草地上，喝着家里带来的酥油茶，还不忘热情地与我们分享自己做的奶渣、糌粑、炒米。

我们都听不懂对方的语言，就这样围坐在一起，冲着对方笑。下午的阳光暖暖的，洒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然而，真正激动人心的，是接下来的这一天。

热闹的扎什伦布寺里，举行了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北京同仁张晓楼眼科公益基金会“日喀则公益行”捐赠仪式。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援助西藏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班禅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出席了仪式，并为前一天白内障手术患者揭开纱布。

对于淳朴的藏民来讲，当揭开纱布的那一刻，看到久违的光明，看到班禅大师就近在眼前，是何等的激动！许多患者双手合十等待着······那一刻，我相信宗教与信仰、科学与文化都融合在了一起，我的心灵也一次次被这纯净的信仰净化着，忘掉了一切。

而当看到患者见到期待已久的光明流下了泪水，我突然觉得，学医路上吃过的所有苦，都是值得的。

当然，带给几十名患者光明，并非我们此行真正的终点。

结束了日喀则之行，我们来到拉萨的藏医院。相比日喀则，拉萨的病人，情况要好得多，可以流畅沟通，病情也没有拖延到很迟的地步。我们也能明显地感受到，整个拉萨医生群体的培训更加专业，并且十分重视科室的建设。比如建有规范化的无菌手术室，以及正在建设的一整栋眼科楼。这也让我们整个团队感到，身上肩负着培养更多优秀眼科医生的责任。

8月9日这天，除了完成16例符合条件的白内障复明手术外，魏文斌教授还带领团队完成了8例眼底手术。这是藏医院第一次完成玻璃体视网膜手术，更加重要的是，在为患者恢复光明的同时，也借此为拉萨的医生进行了规范化培训。每位来自同仁医院的专家都精心准备了课程，与当地的医生学习与交流。

其实，“光明行”中最重要的不是做了多少台手术，而是对当地医生诊疗方法的规范化培训。物质的更新是简单的，思想的更新才是最根本的。在施救的同时改善当地的医疗水准，这样才能让来的时候是一个团队，走的时候还能留下一个新的稳定而优秀的团队，这才是给当地患者送去的最大福利。

正如“光明行”创始人、北京同仁医院韩德民院士所说：“‘光明行’活动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也带动了整个医疗卫生的健康保障水平向更高层面的发展。”它给接受义诊的患者带来了光明，但它更像是一颗种子，在所到之处，静静生根发芽，把光明撒播到了更多的地方去……

而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