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祎娜：宗教中国化，路在何方？

9月6日上午，中华文化学院举办了纪念中华文化学院成立20周年暨“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论坛邀请了我国五大宗教团体的宗教领袖和国内宗教研究权威学者共话宗教中国化。与会嘉宾观点精彩纷呈，教界、学界互动交流，是一场思想的盛宴，是一次共识的凝聚。

与会嘉宾围绕着“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宗教中国化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面对全球化、现代性等诸多现实挑战，宗教如何应对”等话题进行了交流，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共识。

一、透视我国宗教中国化需立足世界宗教和文化发展背景

在现代文化笼罩全球的时代，现代性危机也成为人类的共同危机。物质主义、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冲击着宗教的信仰体系。人们不再相信一个外在的、形式化的信仰体系。现代人需要的是对心灵诉求的直接回应，而宗教传统的固守，无力回答现代人的精神关切问题。这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也是传统宗教在现代社会里的危机，是世界上所有宗教需要应对的问题，即宗教的现代性转型问题。

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认为：“在21世纪全球化时代探讨我国宗教的中国化问题，就不能仅仅局限于宗教自身，也不能局限于中国范围，而要将宗教置于世界宗教和文化发展的大势背景中。面对现代性危机，关键在于对宗教本义作出符合时代需求的阐释。各大宗教所需要的，不是形式主义、教条主义、原教旨主义，而是突破自我中心的局限，超越狭隘的宗教信仰模式，将真正的教义精华转化为化解现代人精神危机的时代思想文化。这种心态转换和模式转化，是宗教中国化的新生之道。”

中国道教协会会长李光富认为，“道教传统文化中倡导‘济世救人’‘和谐生态’的理念是最能适应时代化需求的传统文化，道教界应当更好的发掘和整理。道教能否可持续发展，取决于能否适应现代社会文明的发展进程。道教中国化主要解决的应该是在保持本有的中国特色基础上，不断推进道教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发挥时代价值。”

中国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也都表达了要与时俱进地同我国国情、社会制度、时代要求、主流文化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对接融合，积极融入当代社会和主流文化中，服务于当代社会。以积极主动的姿态融入新兴的社会形态，否则会面临边缘化的危险，而走向淘汰的绝境。总之，所有的宗教都需要从一种神圣权威的圣坛上走下来，用一种学习者、服务者的姿态，去主动了解现代文化思潮，体察现代人的精神诉求和信仰需求。同时，需要对自身宗教传统进行完整审视和深入挖掘。所有的宗教都要进行现代转型，积极主动处理好宗教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各种关系问题，更好地促进宗教与现代社会相适应，发挥出宗教应有的时代价值，这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二、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核心是宗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相融合

只要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有在异地、异文化中的传播与适应的问题。一方面是外来文化的自适性，即外来宗教对本土文化的适应;另外一方面是本土文化的包容性，即本土文化对外来宗教内涵与外延的重塑。我国几大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都经历了与中国传统文化不断碰撞、融合的互动过程。这种双向互动的融合过程就是我国宗教中国化的过程。

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谈到，“佛教传入中国，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践，都曾经和中国文化产生过激烈冲突，如出家修行与儒家忠孝思想、个体生命观与群体生命观、佛教缘起论与道家自然论等之间都存在着冲突”。但是佛教调和与中国本土社会和文化的矛盾，最终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实现了与佛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深深的融合，从而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会长杨发明认为：“中国伊斯兰教思想文化领域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化，是从外来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沟通、相融开始的。明清时期的“以儒诠经”活动，就是以中国社会占主导的儒家文化来弘扬本土的伊斯兰文化，是伊斯兰教与中国本土文化相融的有益探索。‘道本同源，初无二理’‘中正之道’‘和为贵’为核心的一系列认知理念，在中国传统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之间形成了契合点，两种文化相互交融，共同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傅先伟谈到，“纵观基督教传播历史，就是基督教不断适应处境而本土化的过程。基督教只有与当地社会和文化相结合，才会在特定的地区和民族文化的土壤中获得“生根建造”的空间。这是基督教成为普世宗教的前提。基督教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合是当今基督教中国化的应有之义。”

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马英林谈到，“纵观千年的天主教传入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哪个时期的教会注重尊重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也就是走适应本地文化社会，走教会中国化的道路，那个时期的教会就会得到健康较快的发展。”

大家一致认为我国宗教中国化最关键、最核心的就在于文化层面上的融合，宗教必须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合，扎根于中国文化沃土。

三、我国宗教中国化的目的是要建立中国宗教的主体性

我国宗教中国化的提出，目的究竟何在？是要化掉宗教吗？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学诚认为：“宗教的彻底中国化，需要突破原来的文化背景和教义阐释体系，重新构建具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中国宗教教义体系，建立中国宗教的主体性。”所以，中国化并不是外来的宗教要被中国本土文化所完全同化，而是指其在演变发展过程中，不断与中国本土社会和文化土壤相适应，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道路，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宗教文化。正如，伊斯兰教与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度融合，“以中土之汉文，展天方之奥义”才形成了区别于中东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具有了中国禀赋、中国品格。

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谈到：“‘化’并不是说佛教失去自身的价值观念和主体性，完全融化于中国文化，完全等同于儒道，而是彼此之间‘你影响我，我影响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是同时，彼此之间还是‘你是你，我是我’。中国化并不是彻底地‘化’掉，而是在适应中国本土文化、政治基础上的传承与创新。”佛教中国化最成功，而佛教并没有被‘化’掉，而是形成了区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特色佛教。

在我国宗教在建立主体性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障碍，如容易受外来宗教的影响，没有重视与本土文化的结合等。如楼宇烈教授谈到，“现在研究中国佛教最大的障碍就是‘印度化’，研究中国佛教一定要‘去印度化’，这样才能够真正让佛教和中国本土文化融为一体，同时又保持佛教自身的特色。”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主席徐晓鸿认为：“基督教中国化最大的障碍正是来自以往殖民神学的影响，除少数研究汉学的传教士外，多数传教士无视中国文化传统，甚至将它视作‘福音的阻碍和绊脚石’。”

四、我国宗教中国化实现了二者的共赢：既丰富了中华文化，又丰富了世界宗教

通过我国宗教中国化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一方面，宗教中国化不仅仅是外来宗教对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融入，同时也是本土文化对外来宗教的主动敞开和吸纳。外来宗教在中国传统文化包容、多元、相互尊重的前提下，为中国文化发展提供了新鲜的资源，宗教文化从而成为了中华文化的一部分，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如，两千多年来，佛教对中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中国文化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中华文化也以包容的胸怀接纳佛教文化，形成了互补互融的良好互动。最终促使佛教文化成为了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伊斯兰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不仅丰富了中国各族穆斯林的信仰生活和文化生活,而且也扩大了中国思想界认识的深度和广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教授认为，“宗教中国化就不单纯是单向性的融入、归化，同样也就涵括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引入、吸纳、重铸，使中华文化亦得以革新和扩展，更能适应当今世界的发展和人类未来的开拓。”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会长穆可发也谈到，“中国伊斯兰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把伊斯兰文化排除在‘中国文化’之外的观点和作法,如果不是文化视野的过于狭窄,那就是对“中国”的理解存在诸多问题。”我们需要有博大精深、海纳百川的中华传统智慧和担当，对外来文化主动敞开和吸纳，也使自身得以更新和提升。

另外一方面，外来宗教经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润，成为了中国特色的宗教，同时也丰富了世界宗教的样态。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风雷说：“如果没有这些‘化’，佛教就不可能在历史和现实中呈现出如此多姿多彩的丰富形态，也不可能成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宗教文化，或者早已湮没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长河之中而趋于灭绝，亦未可知。”因此，宗教的中国化不仅是对中国文化的丰富，也是对世界宗教的丰富和发展。

我国宗教中国化不可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但只要目标一致，方向和道路选择的对，就一定能够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