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英林：天主教中国化要划向深处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这一论述高屋建瓴，立意深远，为我国宗教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因而得到了宗教界的衷心拥护和积极响应。中国天主教“一会一团”认真学习总书记的这一讲话精神和会议的有关文件，积极推动全国各地教会开展教会“本地化”或“中国化”理论的研究和实践，并借助各种培训活动，举办专题讲座，召开研讨会、报告会，以提高广大神长教友对教会中国化的责任使命的认识，凝聚共识集聚力量，形成了良好的舆论氛围，助推中国化理论和实践开创新境界取得新成果。

一、天主教中国化的艰辛历程

天主教作为外来的宗教，从一踏入中国的土地，就已充分意识到了教会“本地化”或“中国化”的紧迫和必要。从唐朝贞观年间来华的景教，到元朝时期的北京首位大主教蒙高维诺，尤其是明末清初的利玛窦等传教士，无不努力地学习中国文化，谦卑地融入中国社会，尽力以中国人的文化思维来表达和传播基督信仰，走过了教会“中国化”极不平凡的艰辛历程。纵观千年的传入历史,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哪个时期的教会注重尊重中国文化融入中国社会,也就是走适应本地文化社会，走教会中国化的道路，那个时期的教会就会得到健康较快的发展。

十三世纪意大利方济各会士蒙高维诺来到元大都，并获准在北京传教，他做出了一系列“本地化”的尝试。他首先是学习蒙古语文，并将部分圣经(新约)翻译成蒙古语;他向儿童们讲授要理;成立唱经班，修建教堂，孟高维诺的本地化努力带来了丰硕的成果，有6000多人接受了天主教信仰。然而，由于孟高维诺只注重在蒙古上层传教，所以元朝覆灭后，天主教也几乎随之消失。

明朝末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再次把天主教传入中国。利玛窦与其他耶稣会士尝试将基督信仰融入晚明时期的儒家文化，他采取了一系列“适应”的策略，走教会“本地化”的道路。这里的“本地化”，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化”。首先，利玛窦在未进入中国大陆之前，就在澳门开始学习中国文化。先在装束上扮成僧人，后改穿儒服，并广泛结交贤士。在北上途中，利玛窦完成了著名的中文著作《天主实义》。该著作是利玛窦把福音融入中国文化最好的例证。可以说《天主实义》是一部用本地语言，即用汉语论述天主教信仰的神学著作，影响了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朝廷重臣接受天主教信仰，为教会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利玛窦去世后，后来的传教士抛弃了利玛窦以适应为主的“本地化”传教路线，否定利玛窦允许中国基督徒尊孔祭祖的传统习俗，禁止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上帝”等词语来表达西方天主教的“神”，生硬地主张以拉丁文“Deus”之音译“徒司”来称呼“天主”。这一本来是文化、礼仪层面的争论，最后竟上升为信仰以及教权和皇权的分歧和争论，导致康熙皇帝震怒之下，宣布禁教，除非接受“利玛窦规矩”，否则一律驱逐出境。“礼仪之争”导致“百年禁教”，使天主教在华的传教事业遭受了重创。

在教会的中国化进程中，一个重要的事件是，1919年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了《夫至大》通谕。虽然该通谕并未专指中国，然而人们普遍认为，该通谕是中国教会实现“中国化”的一个重要转折。通谕提倡培养本地神职，因为福传的目的并不是要建立一个由外籍传教士管理的教会，而是要建立一个由本地神职领导的本地教会。20世纪初，受到《夫至大》通谕的启迪，加之中国人民的民族思潮日益高涨，在教会内要求中国化的呼声越发强烈。主要代表人物有英敛之、马相伯等具有较高民族气节和社会影响的天主教徒。有些外国传教士也意识到了教会“中国化”的重要性。如比利时传教士雷鸣远神父，提出了“中国归中国人，中国人归基督”的主张，而他自己舍弃外国国籍加入中国籍，终生献身中国的教会事业，被人们当作“中国化”的典型例子。另一位积极主张并推动中国教会“中国化”的外籍传教士就是首位宗座驻华代表刚恒毅大主教。1922年，他就任宗座驻华代表后，即着手筹备召开第一次中国教务会议，大力推荐选拔中国神父担任教区主教，在他的努力下，朱开敏等六位中国神父于1926年10月28日，在罗马圣伯多禄大殿由教宗比约十一世亲自祝圣为主教，成为自罗文藻以来获祝圣的首批中国籍主教。不仅如此，刚主教还在力争摆脱一些殖民列强利用保教权对中国教会的束缚控制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二、新中国成立以来天主教中国化的主要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天主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经过反帝爱国运动，教会面貌焕然一新。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教会在“本地化”和“中国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牧灵福传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教会在“本地化”或“中国化”的努力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神职中国化。新中国成立后，教会中的有识之士倡导“自治、自养、自传”，建立新型的教会。许多外国传教士离开中国，造成众多教区的主教空缺，迫使中国教会开始了自选自圣主教，从此管理教会的权力才真正落到中国的神长教友手中。1958年至今，近六十年中我们先后自选自圣了199位主教，完全实现了神职的中国化。中国的天主教会已经成为我们中国的神长教友自己所办的事业，彻底改变了所谓“洋教”面貌，以崭新的姿态昂扬阔步在中国化的道路上。

2)制度中国化。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教会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教情，在牧灵福传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规章制度，如代表大会制度、爱国会工作条例、 “一会一团”负责人联席会议制度、教区管理制度、堂区民主管理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办教的规章制度。切实贯彻 “集体领导、民主管理、相互协商、共同决策”的民主办教精神。这些规章制度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有些是其它国家和地区的教会所没有的，作为中国教会牧灵福传的特点，使基督的福音更好地融入中国当代的社会文化，而成为教会“本地化和中国化”建设的重要制度保障。

3)礼仪中国化。天主教传入中国，至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百年中，在教会礼仪方面一直延用的是脱利腾公会议所制订的拉丁礼仪。梵二以后，各国教会不再以拉丁文举行弥撒，而用本国语言。中国教会从八十年代开始酝酿推进礼仪改革，九十年代，“一会一团”印制了《中文弥撒经书》、《教会圣事简编》、《弥撒经书总论》、《礼仪导论》、《礼仪宪章》、《感恩礼沿革》、《感恩祭典》、《讲道要则》等有关礼仪更新的出版物。举办多期教会礼仪研修班、培训班，为礼仪改革和更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全国各地教会都用中文举行弥撒礼仪和圣事礼仪，为了满足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教友的习惯和要求，我们正在研究和试行不同民族的语言礼仪。有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堂，在弥撒礼仪中采纳本民族的祭祀礼俗形式，起到了融合民族情感，升华虔诚祭礼的良好效果。

4)圣乐艺术中国化。圣乐艺术中国化是礼仪本地化的重要表现，因为礼仪中国化不仅是用中文举行弥撒，必然地就会引发圣乐歌曲、圣像艺术等方面相应的中国化，体现更多的中国文化元素。中国教会随着礼仪更新的推进，涌现出了不少由本籍神长教友创作的中文圣歌、乐曲，有些教区在重要教会节日或特别庆典中使用中国传统表演中的乐器、乐曲、舞蹈，以体现自己传统文化的中国特色礼仪，表达对天主的崇敬!

5)教堂建筑中国化。传统天主教的教堂建筑风格，大多是哥特式或罗马式。但我们不难发现，在我国的许多古老教堂中，不少融入了中国的民族建筑风格，体现出中西合壁的特点。例如，始建于1887年的北京北堂，其主体建筑为哥特式，教堂正门左右两侧的碑亭却是中式建筑。始建于1876年的贵州教区主教座堂正立面是典型的中国牌坊建筑风格，钟楼则是中式塔楼建筑;近年兴建的山西洞尔沟等地的新教堂，完全采用我国宫廷式建筑;中国天主教神哲学院的小圣堂，外部结构为北京天坛式建筑，窗户彩色玻璃是由剪纸剪出的人物圣像，较好地体现了中西文化交融的特点。

6)圣像绘画艺术的中国化。天主教有崇敬圣像的传统，耶稣像、圣母像尤为教友们所喜爱。所崇拜的表示像的本身，而是它所表现的神圣。因此对圣像的宗教艺术要求非常高。但传统的圣像都是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教会艺术家所绘制的圣像为标准,所绘人物的形象都是欧洲人的模样。二十世纪初期，随着本地化思想的高涨，拉美等不少国家在圣像绘制上都加入了本国文化元素。中国的神长教友也做出了新的尝试，涌现出陈缘督、王萧达、陆鸿年等大画家，其中三十年代朱家驹所绘制的中华圣母像等，以中国女性形象，清朝皇家的服饰表达了国人对圣母的钦崇。近年吉林修女周立萍所绘的圣家图，以身着中国古装，朴素的乡村农家生活的人物形象，展现了耶稣、玛利亚、若瑟圣家的圣善、祥和、幸福、简朴的生活，成为体现当代中国教会绘画艺术创新的代表之作。

三、近年来天主教中国化的努力

中国天主教第八次代表会议以来，“一会一团”高度重视、坚持不懈地努力推进教会本地化建设，因为我们深知，只有神学理论的本地化(中国化)，才可能更好地把基督的福音融入我国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适应中国社会，更好地建立起社会和谐、政教和谐的关系。我们先后召开了圣保禄年神学研讨会和纪念利玛窦来华400周年神学研讨会。圣保禄宗徒强调“为一切人成为一切”的福传理念，强调传福音应尊重本地文化。利玛窦是圣保禄宗徒福传精神的忠实践行者，他以“适应”为主的传教策略取得的成功经验，已经得到整个教会的普遍认同，对现在和未来的福传工作仍然有着很强的指导性。

我们举办了四届教会本地化和中国化的神学论坛。分别围绕教会本地化的历史经验、教会本地化的现实意义、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民主办教等专题进行研讨，并邀请五大宗教领袖人物与国内和港台学者一起交流。通过对教会本地化神学的研讨和分享，对今后中国教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思考，为教会更好地融入中国文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持。我们还举办了中国天主教文化艺术展，以大量图片，书画作品和教会艺术品，展示中国天主教在本地化道路上的艰辛努力，和本地化成果的艺术魅力，宣传我们在牧灵福传、社会服务、教会发展等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鼓舞和激励后来者继续奋勉。为了更好地向广大神长教友推广本地化神学的理论成果，“一会一团”将本地化研讨的优秀论文编辑成册，出版了《为了人灵的得救：教会本地化神学研讨会论文集》、《与时代共进：教会本地化神学研讨会暨纪念梵二会议五十周年论文集》、《扎根文化：第三届天主教本地化神学论坛论文集》。其中的一些优秀论文，列入“基督教中国化研究丛书”已由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向教内外读者展示中国天主教在本地化、中国化上道路上的努力探索以及神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我们还与安阳师范大学合作，收集整理和分析中国天主教教区的历史沿革，填补了国内教会在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四、“划向深处”

中国天主教会的“本地化”或“中国化”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这一历史使命需要几代人不懈地努力，需要在整个教会营造强烈的共识和氛围，需要充分发挥广大神长教友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团结和凝聚广大神长教友的意志和力量。为中国天主教的牧灵福传事业、为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和民主办教提供理论支撑，确保中国天主教沿着中国化的方向健康发展。

中国天主教的“本地化”或“中国化”经历了艰辛与曲折的历程，目前的景象来之不易。“一会一团”将努力把教会这一事业“划向深处去”，继续加强神学理论的研究，扩大宣传和影响。我们不仅在神学理论上要中国化，也要在教会礼仪生活、圣乐艺术、教堂建设等方面深入探索、大胆尝试。我们正在研究制定推进天主教中国化的五年规划纲要，以及指导地方教会践行中国化的指导意见。相信只要我们有信念、有梦想、有行动，勇于探索、不懈努力，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道路就一定能够越走越宽广，中国天主教的中国化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此为中国天主教主教团主席马英林主教在“中华文化与宗教中国化”论坛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