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变局下的世界贸易规则调整及中国应对

【“欧洲与世界形势变动下的中国策”系列稿件⑧】

8月19日，由国际政治与金融安全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光明网理论部联合主办的“欧洲与世界形势变动下的中国策”研讨会在京召开。与会专家围绕“欧洲与国际政治与安全”“欧洲与国际经济格局走势”进行发言讨论。光明网整理发言专家观点，由光明网理论频道独家刊发，以飨网友。

作者：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亚太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毛维准

2017年6月19日，英国与欧盟正式开启了第一阶段的脱欧谈判。英国此前一直希望采取“硬脱欧”模式，即离开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而欧盟的态度也相当强硬，此后对英国态度的软化，德国总理默克尔强调，英国脱欧不可逆转。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是欧洲规则体系的调整，其中贸易规则调整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全球贸易规则网络体系迎来重调

在英国脱欧成为定局之后，英国与欧盟各自就相关议题发表了指导文件和白皮书报告。双方需要在初定的两年时间内处理贸易问题、移民问题、“分手费问题”、民众权益问题与英国-爱尔兰边境问题等最重要的五个谈判议题。其中，双方在贸易问题上的谈判最为关键，分歧也最为明显。欧盟已经多次强调英国必须先离开欧盟，然后才能开展新的贸易谈判；同时，英国希望能够维持“最自由、最无摩擦”的贸易关系，但是欧盟方面则直接强调不存在无摩擦的贸易安排。

英国与欧盟贸易关系发展可能分三个阶段，首先，在2019年3月之前，英国与欧盟的贸易还是会遵循欧盟之关税同盟的规定；而之后欧盟与英国之间的贸易可能会选择接受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制约；最后在欧盟与英国达成新的贸易规则后，则接受新的贸易规则的调控。

国际贸易制度，既包括全球性的世界贸易组织相关规则，也包括各个地区与国家间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关税同盟等，共同构成了立体式的国际贸易规则网络体系。不同的规则之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影响，但是一些国家的某些规则的影响力会比其他国家的特定规则影响力更大。欧洲是国际关系基本规则的起源地与国际交往规则应用的中心区，它自身便是一个基于谈判与规则建立起来的行为主体。无论欧盟还是英国，规则都是一种基本“生活方式”。欧盟与英国谈判涉及到的局部规则的变化调整与特定议题的重新调适，极有可能影响到全球性的、立体式的规则网络体系。

欧盟的谈判指南指出，其与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议题范围不仅仅是贸易，还应该纳入其他议题。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欧盟的谈判指南同时强调，这些贸易协定应该是“平衡的”“有远见的”并且“范围广阔的”，但是肯定有别于当前的单一市场体系。

贸易规则的“再平衡”

当前，国际舞台上逆全球化趋势乍现，民粹主义思潮崛起，全球化规则体系遭到重大冲击；同时，价值链、高标准门槛与议题互嵌等新因素也对贸易规则体系调整提出了诉求。英国脱欧是不平衡的国际贸易规则影响国内政治生态的结果，它为调整国际贸易规则体系提供了一个不破不立的契机。

在未来，欧盟与英国关系的调整会将现存的挑战与新的因素纳入到贸易协定之中。目前，英欧关系未来可供选择的模式包括普通的WTO成员模式、以土耳其为样本的欧盟关税联盟模式、以欧盟-加拿大为样本的自由贸易协定普通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模式、以瑞士为样本的欧洲自由贸易协定（EFTA）模式，或者以挪威为样本的欧洲经济区（EEA）模式等。但是无论英国与欧盟之间的关系作何调整，都必然会为其他国家的贸易规则谈判与贸易关系调整提供深刻示范。

当然，贸易规则的再平衡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未来国际贸易体系也将会迎来较长时间的动荡期。特别是，英欧之间的谈判会受到当前国内政治生态与国际外部压力的制约，加上民粹主义推波助澜，各国大选等政治周期影响，英欧的框架谈判与未来的贸易谈判必然会面临重重困难。随之而来的则是，全球贸易的波动与规则制定的巨大不确定。

应对贸易规则大调整时代的到来

英欧脱欧谈判一直吸引着各个国家的注意力。面对“英国脱欧”及贸易关系的调整，若干国家都已经提出跟英国进行单独自由贸易协定磋商，特别是澳大利亚与美国正积极努力，希望能够早日进入与英国谈判磋商的优先议程，同时英国也对推动与中国的自由贸易协定产生兴趣。

在此时间，我国应该首先采取主动态度聚焦英国与欧盟的谈判进展，把握贸易规则的具体变动，积极评估规则变动对中国的影响，以整体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正在实行的自由贸易协定并适时作出调整。

其次，在英国与欧盟贸易关系的三阶段变动中，积极充当利益相关者角色。同时，推动中国与英国以及中国与欧盟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维护自身利益，并实现两个自由贸易协定之间的平衡。

第三，展现中国作为贸易大国的影响力，争取在具体规则上影响英国与欧盟在贸易领域的规则谈判，特别是在与中英自由贸易谈判和中欧自由贸易谈判等设计中国切身利益的相关议题方面。

最后，把握贸易规则大调整与再平衡的契机，参与到贸易规则调整与创设中，扭转在现有国际贸易制度与世贸组织谈判中的不利地位，影响并调整相应规则，以“规则红利”的方式维持并提升中国在贸易领域的话语权与形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