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犯3大错误致全球治理难 中国作用正当其时

大国崛起，需要大国外交!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崛起成为世界的一抹亮色，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实现了从“韬光养晦”到“大国外交”的重大转变，外交新理念不断推出，南海推进战略，APEC与中国，亚投行，“一带一路”，种种新举措，令世人炫目，充分体现了大国外交的智慧和力量。

但是，中国的周边形势仍存在若干不利：美国高调推行所谓亚太地区“战略再平衡”，钓鱼岛争端，南海问题，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纷争不断，波谲云诡。秉持特色大国外交政策的中国，该如何走好下一步棋？

中国外交学院副院长王帆，积多年研究中国外交和大国战略的成果，对中国近几年外交政策和事件进行解读，为你揭秘中国外交大格局的大国智慧，讲透特色外交全球布局的奥秘，全面预示中国外交未来30年走向。

原题：中国的外交很软弱？这位学者对于鹰派鸽派的论述一针见血!

2017-08-25 瞭望智库

嘉宾 : 王帆 | 外交学院副院长

主持: 武君 | 瞭望智库国际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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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战争明天就要来临

外交官今天也会站在桌前跟对方进行谈判!

主持人：有种论调说，中国的外交很软弱，都是鸽派，在立场上不够强硬。您怎样评价这样的言论？其原因何在？

王帆：我觉得外交官就是鸽派。因为，我们的外交官就是要去追求和平、捍卫和平，努力维护国际和平的局面，这是毫无疑问，外交官的任务就是如此。外交官的目的就是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危机和重大的战争隐患，这就是外交官的使命。

至于很多人觉得中国外交软弱这一点，实际是一个巨大的误解。我们国家的大战略就是和平发展，所以外交官必须要在这样一个大的战略指导原则下去开展工作。在很多重大问题上，是外交部执行相关的政策，而不是外交官自己想怎样就怎样。

外交官的职责就是用非武力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而军队永远是为战争而准备的，它是为了一个最坏的结果去做准备的，就是说战争来临的时候军队要挺身而出。二者都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只是他们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即使战争明天就要来临，外交官今天也会站在桌前或者坐在桌前跟对方去进行谈判，最终要避免战争的发生，这就是外交官的责任。

2

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

不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个人的好恶可以决定的

主持人：如今，特朗普的内政外交有很大不确定性。那么，对比前几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时代的对华政策会有哪些不同？中美关系又会怎样发展？

王帆：总体来讲，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中美关系一直不断向前发展。甚至是美国当年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比如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这些人在回顾1979年中美建交的时候都感慨道：当时都没有想到中美关系能有现在这么长足的发展，相互依存程度会这么深，这么广。30年前还觉得中美能够实现正常的交往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我们现在的这种关系发展已经到了非常深化的程度。

所以，总体来讲，中美关系一直在不断的发展，而且造福于两国人民，也造福于很多国家。因为中美两国，一个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且中国的GDP已经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这两个国家的关系好坏，直接影响到国际社会的稳定。它不仅仅具有双边的意义，更具有地区的意义，还具有全球的意义。过去，中美关系也有各种各样的波折，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分歧所导致的问题，但是，中美两国的决策层始终是站在一个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个关系，最终把握住了向前推进中美关系的大趋势。

中美之间确实存在竞争。比如在传统能源领域。因为石油是不可再生资源，一个国家需求量大，另一个国家肯定会受到影响。关键是怎样处理这种竞争关系。实际上，竞争它有它好的一面，市场也是鼓励竞争的，会推动自己国家变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讲，竞争战略有积极的意义，但是关键的一点是在竞争过程中，我们不能使用负面的手段。比如说，在竞争过程中，我要使自己变得更好，就要使对方变得更坏，通过这种方式来阻止对方的发展，来使自己在竞争过程中取得优势，这是恶性竞争。

中国所推进的竞争是一种良性的竞争。在这个基础上，要避免修昔底德陷阱也好，要推动新型大国伙伴关系也好，最核心的因素就是使得这两个国家能够形成一种良性的竞争关系，我们彼此追赶，在竞争的过程中能够互利共赢，这才是中美关系的最高境界。

客观上来讲，中美的相互依存程度已经发展到如此之深，不是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个人的好恶所能够决定的，它是一种潮流和趋势，我们必须要推动这种关系向前发展。从特郎普总统上任半年有余来看，我们还不能完全地看到他未来的政策，因为很多的官员都还没有到岗。在刚刚上任的这半年内，他还处于试水阶段。

但是，中美首脑已经有过多次会晤，而且谈得非常的好，中美关系总体稳定的发展方向也在两国领导人之间达成了高度共识。在很多重大国际问题上，包括朝核问题和反恐问题等，两国都达成了很好的战略共识，这些都为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且，现在美国强调优先解决经济问题，也就是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的问题。这些问题中美两国在很多交往层面上进行着非常深入的谈判，希望能够找到一个很好的结果。

我国一直致力于推动中美关系向良性竞争方向发展，为此也做了大量工作，承担了大量的责任。在中美关系中，中国是维护中美关系大局中一个重要因素。在很多关键的节点上，中国都体现了对于相互依存、互利共赢价值的尊重。比如说，当美国2001年的911事件和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的时候，要是按照西方的所谓权力政治的逻辑，中国应该去进一步的去加速它的衰落。因为这个权力政治的逻辑就是你好我差或我好你差。但是，我们在美国所遇到困难的关键节点上，我们都雪中送炭，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对于中美关系的战略高度。我们希望美国也能够有这样的战略境界，使得中美关系能够造福于人类。

3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质就是把互利共赢落实到我们的外交政策中去。

主持人：您当时写《大国外交》这本书的初衷是什么？

王帆：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基于两点。第一点，是国际形势出现了很大的变化。第二点，中国国家实力有了巨大的提升。在这个前提下，我觉得中国的外交肯定需要呈现出新的一些特征，这是我写作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的动机。

说到国际形势出现巨大的变化，我们知道，自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国际格局就进入了一个转型期——两极格局，分别以苏联和美国为代表的阵营。苏东阵营解体之后，其中的一极消失，世界进入到了一个漫长的一个转型期，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国际格局。

在这个时期中，中国的实力不断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得到发展。一个重要节点就是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位居世界第二。我们GDP总量世界第二，亚洲第一。而且，中国确确实实对国际经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包括援助非洲、拉美等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维和领域我们也在承担着巨大的责任。

而国际社会进入转型期之后，面临着很多的问题，传统的大国用传统的方式解决这些问题中也面临很大困难。比如说反恐为什么越反越恐，那么可能就是因为没有按照中国人所讲的标本兼治的方式，而是以简单外科手术式的方式引发出更多问题。关键的问题就是没有标本兼治，没有基于发展的理念去推动国际社会的向前发展。在很多的方面，传统大国仍然是要极力维护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有利于传统发达国家的秩序。而其他国家始终无论怎么发展，都不可能进入主流，不可能享有和他们一样的权利。所以，这样的一个格局也到了新的转折关口。

再者，传统大国出于保护自身利益的需要，在很多国际问题持有消极的态度。比如，埃博拉病毒其实70年代就有了，但是由于得不到国际社会尤其是主要大国的关注，它再度流行起来，给整个非洲地区以及国际社会都带来巨大的伤害等。这一系列的问题，包括最近几年推进经济全球化，美国总统上来就说美国优先，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欧洲经济由于高福利制，陷入了经济的发展瓶颈，也采取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导致人们担心的经济全球化出现逆转。

在所有这些背景之下，中国将怎么做？这很关键。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影响力的一个国家，是重要的中国变量，中国所采取行为的这样所体现的这种方向性，直接决定着这个国际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习主席在2014年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我们要对人类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都需要有随着形势的变化以及自身实力变化所作出的相应的调整。我写作这本书的主要的目的也是想让人们了解为什么我们要提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我们中国目前所拥有的经济上的积累、文化传承以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决定了中国能够采取新的探索式的创新式的中国道路。中国特色到底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抓住一点，互利共赢。要把互利共赢的方式，踏踏实实地落实到我们的外交之中，这就是我们的核心。

再有就是命运共同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就是强调一个共同性，强调人类共同面对很多的挑战和威胁，是任何单一的国家所不能解决的。我们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让大家意识到很多重大的问题，必须同舟共济，必须携手才能够解决，我们的利益都是一致的。我们只有把整个利益的蛋糕做大，每个国家才能够分得更多，这就是我们推进命运共同体最初的想法。

这些想法都跟传统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本质区别，这就形成了中国外交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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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世界期待中国的崛起

虽然一些国际舆论固守成见和偏见，始终对中国的发展抱有怀疑，但事实不断证明，中国的崛起符合历史大势，也契合爱好和平的人们对于人类未来的期待。

从历史上看，苏联的崛起缘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而美国的崛起缘于欧洲制度性的冲突，即所谓结构冲突。一种新兴力量的崛起往往是原有霸权国和其维护的体系率先出现了问题。美国崛起的感召力之一是结束传统帝国的殖民统治方式，从此美国帝国式的统治不再以占领他国领土为目标，而依靠联盟体系和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等新型方式来实现对世界的领导。

如果说冷战结束是苏联制度性探索出现问题的话，那么冷战后至今的20余年，则展现了美国制度霸权的弊端和美国战略中权力的滥用。在一超独霸的20 年间，美国并没有把世界引向更加繁荣，而因为权力的滥用，自身也陷入了困境。

美国的错误在于：其一，以国家恐怖主义应对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导致反恐扩大化，从而自设困境和自陷困境。其二，美式霸权始终没有解决与他国对立的问题。美国由于自陷困境，又试图继续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导致美国与多国产生对立状态。其三，美国正在丧失活力。在制度性霸权陷入困境而美国不断出现历史性霸权丧失的恐惧的情况下，美国正变得更加利己自私，从而在提供公共产品上变得小气，比如不断指责他国搭美国便车，而从来不提美国从提供全球公共商品方面获得的红利。美国正变得更加保守而缺乏活力，在国际制度变革与完善的过程中变得畏首畏尾，排他性、小团体、富人俱乐部的思想浓厚。美国在全球的联盟体系基本上是发达国家，具有很强的排他性。G7 峰会只限于发达国家，TPP 是明显的、排他性的富人俱乐部，美国在东亚战略的实质还是拉帮结派，以阻止他国发展的方式来促进自身发展。只是在中国等新兴国家的不断推动下，美国才开始对G20 表现出兴趣，但基本上也是被动的。

在国际平台上，美国提出的新议案正在不断减少，而指责和打压他国的做法却不断增多。美国在国际制度，包括气候变化等问题上，正变得保守被动，缺乏主动进取精神。

美国不再慷慨，不再容易合作，不再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不再具有领导精神和领袖意识。美国正不断丧失作为一个领导者的强大形象。

在美国的衰落中，中国开始崛起。美国的衰落不是因为中国崛起而造成的，而是因为美国自身的错误引发的。

当前国际秩序混乱，赤字上升，埃博拉疾病等一些重大的全球问题无人问津，一些国家过分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将重大而迫切的人类共同威胁视为与己无关，而高挂免战牌。反恐越反越恐，大量难民问题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是历史旧账的再现。

国际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转型了的现实，这个基于二战后现实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已经无法真正调动和推动国际社会对于繁荣与发展的需求。二战后的体系虽然经历20 世纪70 年代等几轮调整，仍然无法满足国际社会变化的现实需求。国际社会越来越期待积极变革的建设性力量的介入。

全球治理困难重重，角色缺位，责任缺位，国际社会急需变革性力量的参与，急需新观念、新举措的落实到位。

显然，中国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正当其时。

中国的崛起方式一开始即强调共赢，这是完全不同于美国垄断式的霸权方式的。合作共赢不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而强调互补式的相对获益，共同致富。

中国追求可持续发展，这是谋长远的大智之举。中国一直主张一个国家的繁荣不可能建立于别国贫困的基础之上。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立足于从关乎各国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入手，不追求形式，不搞花架子，不是蜻蜓点水，而是帮助他国谋求长期的、扎实的基础建设。中国完善和变革国际体制的意愿强烈，观念具有引导性，凭借主动进取精神获得支持和理解。仅2014 年的北京APEC 会议，中国即提出50 多项议案。中国不仅利用主场外交发挥主动作用，在其他国家平台也不断提出和推动新的议案改革。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在所有涉及国际体系的主张中都强调开放性，这就与美国的排他性构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比之美国的TPP，中国在倡导亚太自贸区的战略设计上视野更为广阔，思虑更为周全，强调的受益面更为普遍，而且立足于现实，谋划于长远。这一设计也同样不是针对美国的，而是支持和欢迎美国发挥积极作用。

在地区安全的问题上，亚洲新安全观符合亚洲的现实，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和现实可行性。这摒弃了传统现实主义权力政治的权力制衡的理念，超越了权力政治的零和博弈观，以合作为基础，以互助为原则。

美国固守的联盟安全体系是二战后的历史遗留产物，美国至今仍在强调其对于国际和平的维护作用，却全然无视这一体系对于地区热点和冲突的助推影响和结构性伤害。这个体系对于美国维护世界霸权有利，美国便不再顾及联盟体系外国家的安全诉求。美国联盟体系对他国安全的损害是明显的，强调局部高于整体，而中国主张大多数国家都能受益的多边的全面的安全结构。

中国不仅主张开放、不排他主义，在国际责任方面也在践行大国义务。中国在联合国维和行动中贡献最大，中国在支持发展中国家发展的过程中，明确表示欢迎搭便车。这不仅是一种气势上的慷慨，更是一种大国的胸怀和责任意识。“一带一路”的构想和实施，金砖国家银行的建立，均不是传统意义的囿于集团或区域性的考量，而是力求更高程度、更大范围的非集团化、跨区域、全球化范围内的共同发展的主张，这不是独占的、垄断性的霸权思维能够揣度的。

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没有明确的国别威胁指向，而强调协力共同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这在国家诞生以来的500 多年的现代国际关系史中具有开创性。

中国的安全战略是基于发展的，并且是基于共同发展而制定的。从战略上保障不排他，不制造对于他国的威胁。合作共赢而不是零和博弈的理念也贯穿在安全战略之中。中国以非传统安全为重点推进合作。中国的发展是带动一大片的发展。

中华民族复兴的含义是以新型合作方式化解大国间的恶性竞争，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实现国家间差异化共存，向世界提供更多更大的正能量。

从未来看，如何更好地帮助他国，由第一轮粗放式的走出去走向第二轮精细式的走出去，实现良性互动是中国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的基本前提。在国际机构中能否制定出领引性的议题、先进的规则是中国大国软实力能否真正壮大的标志。中国如何转化资源为能力，如何运用能力，如何更好地发挥影响力，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成败的关键所在。

基于以上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崛起不是单纯的GDP 的崛起，也不是仅仅指实力的壮大，更是推动和倡导新理念、新思想，促进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更为公正合理的发展进程。

如果中华民族的复兴意味着世界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那么中华民族的复兴将既造福于中国自身，也造福于周边国家和国际社会，这样的复兴理应得到支持，也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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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第四章《中国与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第一节《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牵一发动全身，不仅有地区意义，更有全球意义，是中国未来的全球战略能否有效实施的关键所在。在战略思考上必须特别注意的一点是，中美两国在未来的竞争或较量中都不可能以战而胜之为目标。中美之间不会出现简单的替代关系，只能是共生共存，因此，中美之争的最佳结果是中美两国化敌为友，化竞为合。中美已经实现了化敌为友，但要避免重新出现化友为敌，关键是促进合作，管控危机。对中美两国的战略决策者而言，如何更好地实现相互塑造，由不对称塑造走向对等的相互塑造，彼此适应，彼此尊重，合作共赢，这是摆在两国面前的新的历史性课题。

中美关系具有复杂性，是一种竞争与合作交织的关系。中美不仅是合作伙伴，也是竞争伙伴。竞争可以带来合作和促进合作，关键是抵制恶性竞争，推动良性竞争，让彼此在竞争中变得更好，而不是彼此削弱，这样也就最大限度地发挥了竞争促进合作的作用。中美要追求更好的合作效应。中美是合作伙伴，中美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相互补充与完善可以产生溢出效应，合作可以增加合作的附加值。

正如习主席2015年9月访美时指出，中美关系要随时而动，要顺势而为。

中美关系要随时而动。中美关系是动态发展和变化的，绝不是一成不变的。过去30多年，中美关系如此长足地进步和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是随着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的变化而发展的，反过来也促进着国际格局的转变。

随时而动，就是要与时俱进，面对不断变化的现实，及时调整不符合不适应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不断探索和创新。现在中美关系之间面临的问题有些是老问题，但也在不断出现新问题、新挑战，绝不能对中美关系持静态的线性的观点。中美关系不进则退，以传统守旧的思维和做法处理不断变化出新的中美关系是不行的，而要不断随时而动，与时俱进。

中美关系还要顺势而为。中美关系要顺应大势，顺应经济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大势，顺应国际政治民主化的大势，要顺应越来越多的新兴发展中国家群对完善国际秩序的合理要求，要顺应这个时代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安全的迫切要求。

一、中美竞争性相互依存关系探析

中美关系自建交以来正呈现出缓慢的嬗变，中美之间不再是非此即彼的对手，“非敌非友”也难以界定中美关系的性质。中美关系正呈现出涵盖对手与朋友的双重性质。中美关系未来前景仍存在不确定性，既可能退为对手/敌手关系，也可能上升为真正的伙伴关系。

以往看待中美关系，往往采用单一的视角，难免出现片面性，而这种片面性又常常导致观点的左右摇摆。从今后看，中美关系的变化取决于竞争与相互依存这两个变量的变化，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变化表明：首先，竞争的性质在变化，非零和竞争在上升;其次，相互依存中的安全依存在实践中已经得到证实，但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还没有充分体现;其三，竞争与相互依存互动关系的特征和趋势还有待深入研究和把握;其四，必须避免对立与相互分割的两个极端做法，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复合视角来审视中美关系，竞争与相互分割的视角均不足以全面把握中美关系，必须从竞争与相互依存的有机联系中认识中美关系的发展脉络。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中美两国关系中竞争变量的变化：首先是竞争性质的变化，其次是竞争模式的转变。

(一)中美之间竞争的性质和内涵均出现嬗变

从概念上看，竞争具有多重性，既可能是良性的，也可能是恶性的，既可能是零和博弈，也可能是非零和博弈。中美之间存在竞争，但出现两种倾向：首先，不影响别国发展的自我竞争在加强。许多大国关注国内自身发展，立足于内部挖潜和完善内部机制。这种自我超越式的发展不会激化与别国的矛盾和冲突。其次，随着沟通、交流以及协调机制的逐步增强，各国间的竞争正在规避零和博弈模式，向着双赢共赢的合作模式发展。

在以上两种趋势下，中美之间的竞争也经历着历史嬗变，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

首先，中美竞争是现实存在。历史造成的结构性因素仍在发挥作用。作为最大的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两国的利益都在拓展，中国的“走出去”战略使得美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利益竞争局面。

其次，中美之间的竞争存在不对称性。所谓“潜在的战略竞争”是由美国引发的，是由于霸权主导国对于可能出现的未来大国的防范引起的，而中国一直试图避免这种竞争的出现，避免成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一直努力将这种竞争限制在合作与依存的主流之下，使竞争不至于出现失控。

第三，中美战略博弈更多是在多边猎鹿博弈的框架下展开。中美之间面对共同威胁的严峻性，使得中美互为对手的现实可能性减少。双方的博弈正呈现出新的双重博弈的特征，既有交叉与重叠区域，也有对立的区域。中美战略博弈呈现的特殊性包括：第一是更趋理性，竞争中的理性博弈正在成为共识。第二是中美竞争处于多重博弈之中。中美之间既有多边猎鹿博弈中的合作与协调，也有双边博弈。中美之间的双边博弈正在越来越多地被多边猎鹿博弈取代。

第四，中美之间的竞争呈现出多元性，总的趋势是由过去单一的军事竞争转向多元化的竞争。竞争早已不再是单纯军事领域的竞争，而是转向了经济和其他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国家竞争也转变为系统竞争。

总之，在中美竞争中出现了非对抗性竞争和对抗性竞争交织的状况。所谓对抗性竞争，是指可能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竞争，而非对抗性竞争，更多涉及经济、环保等领域，引发直接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从中美关系的竞争来看，非对抗性竞争，即在无形领域的竞争越来越多，非对抗性冲突成为新的冲突形式。

(二)从权力竞争模式的视角来看，中美关系已由权力竞争模式向软实力竞争模式转化

软实力竞争更多体现为影响力的竞争，影响力更多体现为吸引力，而不直接等同于强制力和控制力。同时软实力竞争也体现在制度构建领域，即面对如何维护与完善现有制度，或不同制度间如何共存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更需要合作与沟通来实现。国际制度是一项软实力资源，而软实力资源转化为软实力的关键，在于一个国家在国际制度建设中所能提出的理念、议题、感召力和动员能力。软实力竞争具有较强的互补性与共存性，软实力竞争也为合作找到了新的生长点。

以上变化带来了中美之间竞争观的改变。多元竞争分散了矛盾焦点，竞争中的合作减少了原有竞争的对立成分。中美关系虽然具有竞争性，中美之间有对抗，但对抗程度大大降低，这应该成为理解中美战略关系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竞争不可避免，但竞争不会轻易失控，亦可称为“竞而不破”，这是中美之间竞争可定性的现实。

与此同时，中美关系中竞争的自变量，尤其是军事安全领域的潜在竞争，也会带来负面影响。现在美国一些人仍强调中美意识形态对立，视中国为潜在对手，尤其按照实力政治原则，视中国为最具潜力的军事竞争者，强调对中国的防范。在军事上的防范和竞争，表明中美关系并没有消除对手或敌手的担忧，还存在成为对手或敌手的可能性。简而言之，一些美国战略决策者仍以中国战略未定论来看待执行和平发展战略的中国，视中国处于“战略十字路口”，这使得中美竞争关系仍存在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