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群：把推广普通话纳入扶贫攻坚战

最近全国政协的一个扶贫调研小组在云南怒江州福贡县走访了三个贫困村的9家贫困户，其中8户仍然深陷贫困状态，只有一户刚刚脱贫。问当地干部为什么这家人能脱贫，回答：一是这家主人学了点修摩托车的手艺，二是学了点普通话。

福贡县是国家扶贫重点县，以傈僳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98.3%，贫困发生率在31%，由于封闭的地理环境和资源匮乏，福贡县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6.42年，各类专业技术人才仅占总人口的1.5%，尤其是40%以上各族群众不会说普通话，到了基层乡村，连干部能说几句普通话的也寥若晨星。这种状态极大限制了贫困农民学习技术、外出打工、开拓市场的能力，也使福贡县将输出劳务作为脱贫重要渠道思路受到羁绊。

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其他地方。内蒙古科右中旗也是国家扶贫重点县，蒙古族人口占86%以上，外出务工经商人员少，增收缓慢。当地干部说，内蒙古西部地区60—70%劳动力外出打工，而他们那里只有10%，主要原因就是语言不通，由语言不通又造成观念落后，技术能力偏低。

广东有关部门谈到新疆来粤的少数民族劳务人员与当地融合存在障碍时，第一条就是普通话的听说读写能力比较差，导致他们除与本地、本族一起流入的人群保持较紧密关系外，与当地人的社会关系几乎是空白，由此产生招工难、租房难、沟通难，也容易与人产生误解和矛盾。语言交流障碍使有的用工单位对新疆务工人员更多采用集中管理方式，结果又妨碍了他们与社会的自主交流，形成不良循环。

据报道，虽然我国的普通话平均普及率已经超过70%，但东西部之间、城乡之间发展很不平衡，西部与东部有20个百分点的差距;大城市的普及率超过90%，而很多农村地区只有40%，有的民族地区则更低。

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必须进行交流，即使在现代生产条件下，语言交流也仍然属于最基础性的交流，语言交流能力因此也属于劳动者应当具备的最基本素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一项报告指出：工作实践中发现，抛开社会经济发展因素不论，凡是国家通用语言掌握较好、语言交流没有障碍的地区，即使当地生存条件较差，民族融合、就业水平也相对较好;反之，则交流存在障碍，劳动者就业难度较大。

这个道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地方所认识，不少贫困地方在送政策、送资金、送项目的同时，着力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教育和普及。四川凉山州开办3744所“农民夜校”，其中第一项教学任务就是教贫困农民学普通话。

但总的看，各地更加重视物质扶贫，对包括普通话在内的文化扶贫重要意义的认识不够到位，在调研中《国家语言文字事业“十三五”发展规划》等重要精神鲜有人提及。我们经常遇到基层干部很费力地用一口方言介绍他的脱贫规划，并没意识到解决自己普通话能力缺失本身就是一项带有紧迫性的任务。

提高贫困农村普通话水平，大体有几项工作要做：在民族地区实行“双语教育”的同时，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加强普通话教学，让普通话成为每个农民、牧民自幼经常使用的语言，同时发挥国民教育系统和教师对社会、家庭普通话普及的辐射、带动作用;结合当地产业发展的需求，在农村职业技能培训体系中增加或强化对不具备普通话沟通能力的青壮年进行专项培训的内容;外来务工人口较多的城市将外来常住人口纳入本地语言文字工作范围，将普通话培训纳入职业技能培训;参加扶贫对口支援工作的省市和企业，将推广学习普通话列入援助计划，提高受援地方青壮年与社会交流、自主就业的能力，等等。

用普通话扶贫，用扶贫推广普通话，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政治意义。秦朝实行“书同文”，促进了中国广袤土地上文化的交流和中华文化认同的形成。中国此后经两千多年磨难而终不分裂，“书同文”居功至伟。顺应当前各族群众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借助国家和社会对脱贫事业的巨大投入，主动与国家扶贫攻坚等工程相衔接，在农村和民族地区开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我们应当也可以在全国“语同音”上再迈出一大步，取得根本性的成功。由此，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将更加通畅，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将获得更为坚实的基础。(作者是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