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仁平：剑桥大学出版社出尔反尔的背后

剑桥大学出版社在受到西方舆论压力之后，于本周一改变了决定，恢复了据称因受中方压力而在其中国网站上一度撤销的《中国季刊》300多篇文章。到了本周二，美国亚洲研究协会也在其网站上发表声明，宣称该协会也曾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要求《亚洲研究期刊》撤下网上的大约100篇文章。西方主流媒体轮番对这些消息进行报道。

西方舆论的这波炒作可谓突如其来，而且没完没了，而《中国季刊》及《亚洲研究期刊》的读者都是非常狭窄的群体，无论那些文章被撤掉，还是继续挂在网上的某个角落，都不是大事。中方是否真有哪个部门认真地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了撤稿要求，还是有人一般性地劝了对方，我们无从得知，剑桥方面也没有披露详情。

中国就是对公开出版物内容比较在意的社会，这是中国的一个现实。但一般情况下，我们也没有敏感到要去干涉国外出版机构，中国的大众舆论阵地要管理好，这个舆论场外围远至西方有大量灰色地带，中国显然没有能力把那个地带都“管起来”，甚至主流社会也不认为中国有必要那样做。

西方舆论如能客观谈论中国，我们当然欢迎。但是当它们就中国敏感事务进行挑衅性置喙时，我们也能承受。中国有强大的技术能力降低那些声音对我国社会的冲击和影响，在必要时使用一些信息隔离手段，代之以相互指责和争论，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大家相互尊重、维持和平共处的一种方式。

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前后表现不能不说有些市井气。它一开始大概很看重中国市场，所以在它的中国网站上屏蔽了一部分敏感文章。而且当初它在这方面显然“挺好说话的”。没曾想被从网上撤掉文章的《中国季刊》总编辑把事情说出来了，西方媒体立刻上纲上线，“政治正确性”的舆论压力汹涌而来。于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匆匆改口，同时把移除的文章又都恢复了。

对剑桥大学出版社来说，一开始开拓中国市场最重要，移除那些文章本来就不是大事。西方舆论闹起来以后，保自己在西方社会的地位又变得更重要了。它前后两个决定看来都是计算利益的结果。

西方舆论闹翻了天，但中国就是那个中国。为维护这个国家的信息安全，中国已经制定多部法律。所有在中国搞市场和影响力开拓的外国机构都要遵守中国法律，这个原则涉及中国的重大利益，不可能有意识地对某个外国机构开口子，也不可能向任何外部力量折腰。

当然，信息全球化时代刚出现不久，互联网空间不断变幻，它的一些现象意味着什么，人们的认识正在逐渐积累。中国如何管理好大众舆论场，如何与周围的灰色空间相处，也处在摸索中。但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的摸索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进攻性，而是以实现自我安全为目标。

西方舆论这次大闹，暴露的是部分西方人比中国社会更敏感，更缺少与外部世界相处的弹性。他们的“原则”更是无处不在，“政治正确性”比比皆是，容不得一点变通。这当中的深层原因有可能是，整个西方社会的信心被严重侵蚀，那部分人的潜意识中充满焦虑，所以与崛起中国的任何摩擦都被他们看得很重。

其实剑桥大学出版社无论怎么选择，对中国都不重要。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对有些西方人如此重要。选择进入并留在中国的西方信息生产机构很多，选择离开的也有，相关争论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这个过程中国早就适应了，很多西方人也适应了。一来一去中，这个时代的舆论风貌有一种新的平衡。(作者是环球时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