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也该将骚扰电话纳入共治议程

骚扰电话正成为全社会的“牛皮癣”。根据中国互联网协会“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数据，2016年6月至2017年4月，该中心收到举报涉嫌骚扰电话月均量约1.6万件次。这还只是举报量，实际发生量更难以估量。有统计显示，仅仅去年“双十一”期间，某安全软件每天拦截骚扰电话就达1.6亿次，日均拦截垃圾短信数量达9011万次。骚扰电话已成为亟待解决的社会顽疾。

新华社近期一篇调查报道指出，骚扰电话已形成利益产业链，但相关监管却不到位，部分地区公安、工商、网信、运营商等均表示不归其管。追问监管缺位的形成原因，对骚扰电话没有定义是不能被忽视的。在现行法律框架下，“骚扰电话”尚未被明确为法律名词，一定程度上凸显了它的复杂性。一则，电话推销是一种合法的营销方式，到什么程度才算“骚扰”具有主观性，当前主要靠消费者自发标记的形式来体现；二则，骚扰电话包含电信诈骗，自去年徐玉玉案发生以来，最高检先联合最高法、公安部出台《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后与最高法出台《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电信诈骗的一般情形和追责机制。以上，在合法和违法之间形成“灰色地带”，导致一般意义上的骚扰电话成了监管盲区。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骚扰电话是无解难题。去年送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未经消费者明确同意或者请求，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的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通讯设备……发送商业性电子信息或者拨打商业性推销电话”，其中提出把“消费者同意”作为前置条件的思路就颇为可行。只有解决了“打给谁”的问题，才能依次捋清“谁在打”“怎么打”。先说“谁在打”，如果消费者未曾授权即收到电话，对方就已构成“骚扰”嫌疑，尤其在没有告知联系方式的前提下，对方如果通过信息购买的方式获知，更可追究刑事责任。又如“怎么打”，保监会规定电话销售时间并全程录音就有启发价值，其思路是充分考量消费者感受。此外，对于“呼死你”“一声响”等反复拨打、用不同号码轰炸性拨打等，也应出台具体举措。

将骚扰电话纳入监管后，如何保证有效落地，需要形成全社会的治理合力。首先是网络和电信运营商负起管控责任。此前一些骚扰电话之所以大行其道，网络虚拟号码以及电信非实名号码的泛滥是一大原因。对此，可从号码管控源头入手，严格限制一张身份证的登记卡数，限制电话呼出次数和时间，有需要可另行申请。其次，一些商家和信息收集单位应正视自己的信息保护责任，不可轻易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更要形成内部安全机制以防“内鬼”。再者，消费者可以形成监管力量，通过一些安全软件对骚扰电话“全民标记”，对部分严重情形提交12321处理。最后，相关部门要负起兜底责任，既从法律规定上明确定义骚扰电话，也要通过制度惩戒明确底线，不仅要及时搜集与核实民众反馈，联合各部门对一些号码进行禁呼、封号处理，更要从失信制裁、跟踪处罚等角度上予以规制。

网络时代更需要“信息避难所”。随着信息技术发展，个人信息保护正以前所未有的紧迫感进入监管视野。把个人信息看成一种权利，并且通过立法、执法保护这种权利，对骚扰电话说“不”是个很好的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