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一：“自由”市场须由强大政府提供

长期以来，经济学者们为揭开工业革命之谜而争论不休：人类几千年处于市场经济和私有制状态，为什么就英国先开启工业革命？很多拉美国家实行那么多年的市场经济，为何没能成功实现工业化？曾经施行计划经济的东欧国家和俄罗斯改革后完全拥抱市场经济，为何不仅没提升工业化水平，反而“去工业化”严重，有些甚至沦为农产品和原材料出口国？

被西方经济学忽略的三大非市场要素

关键在于，一些表面上看起来与“市场原理”冲突的很多非市场要素，被西方经济学忽略了。

一是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只有民间存在广泛的社会信任，才能让那些自给自足、封闭、独立、无序、未受教育的农民实现专业分工和创建企业，从事规模化生产和远距离销售活动，而这一过程所产生的组织成本是高不可攀的。况且，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是全社会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

二是统一的大市场。为使得建立于劳动分工基础上的规模化大生产有利可图，必须首先创造一个统一的国内市场和世界市场。但规模化大市场是一个“公共品”，其创建的社会成本非常高昂，没有任何劳动者个体或单个企业甚至一个产业有此能力和意愿去提供这个公共品;因而必须由某种统一的意志和社会力量(比如国家和政府)出面去组织、协调大市场的创造和建立。

三是市场监管。为使市场能有效、安全地运行，必须存在必要的相当复杂精致的国家监管机制，防止欺诈等不诚信行为。而这个监管的成本尤其高昂。没有监管，以追求个人利益为目标的市场力量和贪婪一定会摧毁市场经济本身，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就是最好证明。

正是上述三种高昂成本的存在，阻碍了规模化制造业和大型企业在众多农业社会和发展中国家的形成和发育，尤其是那些采纳放任自流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政策的国家和在工业化完成之前就尝试西式民主制度的国家。以中国为例，虽然私人产权保护制度和民主体制都已基本就位，但历史上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并没能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引爆中国的工业革命。

也正是因为没有意识到这三个高昂社会成本的存在，和只有组织起来的国家才能够去克服这些成本，很多国家被拦在工业革命的门外。如林毅夫先生所说，一个有为政府是有效市场得以出现和有效运作的前提和保障。

这也就解释了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对于后三十年的意义：毛泽东建立独立统一的国家和人民当家做主的文化，保障了中国的政治稳定和社会信任。也是毛泽东领导的土地改革和农村合作化运动，教会农民如何组织自己、形成社队企业。当年的社队企业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繁荣的基础。也正是毛泽东时代建立的基层政府组织，为改革开放以后各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中能够成功扮演“公共商人”角色打下基础。

英国工业革命的秘诀不是“光荣革命”

工业化意味着规模化企业的出现。那么支撑规模化产业的市场哪里来？早期欧洲列强都是在国家力量支持下采取重商主义政策来开拓和创造世界市场的，通过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以及奴隶贩卖。

数代英国皇室和由它们引领的半国营的大型企业(如著名的东印度公司)为自己的国家在16至18世纪创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纺织品市场、棉花供应链和贸易网络——这才是引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的秘诀(而不是制度经济学家们所讴歌的君主立宪制和“光荣革命”)。这个血淋淋的资本主义发家史马克思没有白写，但好多人忘记了，西方经济学几乎不提。

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凡采纳英国式、由强政府引领的重商主义发展战略来培育商人阶层，为本国制造业创造世界市场，都如法炮制了英国的做法，比如美国、法国、德国、俄国和亚洲的日本。那个时期，凡是没走这条路的，都没有成功。

这些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依靠坚船利炮，为本国制造业创造全球市场的过程中，不仅给本国工人和殖民地人民带来巨大痛苦，更引发惨绝人寰的两次世界大战。

二战结束后，发展中国家不再拥有这种创造世界市场和开启工业革命的“特权”。此时，政府(尤其是基层政府)必须发挥更大作用，扮演好“公共商人”的角色，在循序渐进的市场开拓和帮助穷人组织企业方面成为更强大的“催化剂”。这也解释了战后亚洲发展型政府的出现及产业政策的作用。

经济发展的“胚胎发育定律”

经济发展，和大自然的很多奇妙现象一样，服从一个“胚胎发育”的基本原理：个体发育需要在很多关键环节重复整个“类”的进化过程。人类个体的胚胎，在母亲身体里发育的过程就重复了整个人类甚至生物进化的全部过程，从单细胞到多细胞，从无脊椎到有脊椎，从低等脊椎动物到高等脊椎动物，再到婴儿。

中国的经济发展也符合这个规律。人类工业革命史走过的一些基本演化阶段，后来的每个国家都要重新走过，才能真正实现工业化，不然就会欲速则不达。

中国改革开放后用第一个十年就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两三百年才走过的原始工业化阶段，用第二个十年复制了英国历史上用50年走过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虽然目前的纺织机比英国当年先进，但基本原理是一样的，你必须重走这些阶段，不能跳过。我们以前不懂，想尽快跳过，结果不行。拉美国家的失败也在于此。

然而，国家再落后，也能具备“后发优势”。依靠国家力量，遵循正确的产业升级政策，主导市场经济发展，就是中国等国家成功的秘诀。反之，在没有国家力量和正确产业政策的帮助下搞工业化，完全让位于所谓市场力量，就等于让小孩靠自己在原始森林里发现数学知识一样，不可能取得成功。

创建规模化的市场，且能让现代产业盈利，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协作成本。而这一显而易见的成本却被自亚当·斯密以来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自由”市场并不自由，它既不天然存在，也不自动有效运作，更不是免费的。它本质上是一种成本高昂的公共品，必须由一个强大的政府去提供。正在中国大地上展开的工业革命，其源泉并非来自于技术升级本身，而是来自于一个有为政府所引领的连续不断的市场创造。(作者是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高级经济学家兼助理副行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