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正重构 天下三分成世界格局新趋势

原题：大预言：未来世界秩序重构，中美欧三分天下

摘自 王湘穗 《三居其一——未来世界的中国定位》一书

导语：2008年爆发的危机显露出美国体系正在走向终结的征兆，它可能是一场终结美式全球化的体系危机，甚至有可能是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整体性危机。这决定了用以往应对危机的方式，无法使世界走出危机的泥淖。

在危机的压力下，世界格局正在发生重大变化：美国有可能放弃其一手建立的全球体系，而专注于美国自身，退缩成为“美洲的美国”;欧洲将努力防止重新碎片化的脱欧趋势，继续走欧洲共同体的道路;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构想的推进，合作共赢的泛亚共同体已经初露端倪。曾经一统世界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出现了严重的裂痕，天下三分正在成为历史的新趋势。

此前的这一轮全球化，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是资本全球扩张的产物。在资本将全世界纳入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后，资本化无可化，无法再通过从外部攫取利益的方式，来消弭内部的矛盾。因此，导致资本积累的中心国家率先爆发危机，向外部传递破坏性能量，然而，这种破坏性能量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又很快传递回来，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深化。面对着已经不可持续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连产业资本家及政治代表都表达出了革命性的意愿，这意味着此轮由金融资本推动的全球化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已经延续了500年的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正在瓦解，以单一主权民族国家主导世界的模式面临颠覆。资本主义向全球的扩张，最终导致了资本主义无法再向外部转移危机的困境。资本不断积聚财富的本能，在政治上则表现为对权力的极端控制欲和不断攫取政治权力的行动。如同资本家是“人格化资本”一样，今天的美国，作为拥有全球霸权的资本帝国，实质上是“国格化资本”，是资本实现全球积累的工具。资本的全球霸权，既是给美国的历史奖杯，也是维持其主导权的必要条件，而最终也会成为美国衰落的原因。因为，没有一个国家仅凭自己的力量，就能长久的维持世界性霸权。

在人类历史的漫长进化中，单极世界是偶然出现的短暂现象。英国在1815年战胜拿破仑之后，构建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没有竞争对手、势力波及全球的单极世界。1871年普鲁士首相俾斯麦建立起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后，英国的世界霸权就走向了终结。另一个单极世界出现在1989年，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然而，欧盟的出现、中国的崛起以及美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很快就使得美国的单极世界难以维系了。

一个国家获得单极式的世界霸权，意味着财富与权力向这个国家的不断集中。权力与财富越来越集中于霸权国家，导致处于边缘的国家和贫困化人口越来越多。寡占加剧的排他性，会带来越来越严酷的剥夺，竞争与反抗将随之而来。寡不敌众的基本态势，使脆弱的全球单极结构必然出现分化、直至坍塌。这是单极世界难以出现、更难以维持的原因。

事实上，当前仍在深化中的全球危机，已经把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带入了分崩离析的过程之中。与以往不同的是，如今并没有出现新兴帝国取代衰落帝国的现象，霸权国家之间权力转移的传统，正在被多中心的现实所打破。数百年由英、美等单一国家控制世界权力中心的局面，正在被几个洲域共同体的出现所颠覆，“天下三分”成为世界格局的新趋势。

2015年，欧盟28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的25%，成为世界重要的一极;北美经济圈包括美、加、墨，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6%;东亚国家通过十年整合，初步形成了东亚经济圈，内部贸易量从44%上升到55%，经济总量占到世界的24%。这三个经济圈占到世界经济的75%，共同进入了门槛条件为20万亿美元规模的洲域共同体俱乐部。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欧盟已经成为事实上的一种类型的洲域共同体。只是在全球危机的压力下，这座超国家合作的实验室正在面临生存的考验。尤其是英国脱欧，除了降低欧盟总体经济规模之外，还带来了金融领域的强烈冲击，伦敦金融城已无法继续扮演欧洲金融中心的角色;更加令人担心的是，英国脱欧会否引发脱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尽管如此，欧共体还是在利用经济危机的倒逼机制，努力在推动欧洲统一财政的实质性进展。最近欧元区推出统一债，发债的目标是为没有财政收益的欧洲国家纾困，而深层结果却使统一债的主要买家欧洲央行获得了对欧洲国家增量收支的控制权。对于人类社会，重要的不在于欧洲一体化已经获得的成功或日后可能的挫折，而在于它们的不懈探索和尝试给世界提供了新启迪。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极大推进了东亚地区的一体化。危机让东盟国家认识到，在全球金融化的时代，东盟十国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影响力太小，难以应对全球投机资本的冲击，有可能在几天之内就会丧失几十年经济发展的成果，甚至会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而危及国家安全。中国的金融力量虽不强大，却保持了一定的独立性。在危机时刻，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政策，帮助香港维持了联系汇率制度，也阻断了亚洲金融市场的进一步波动。亚洲金融危机把东盟国家与中国推到了一条船上，迫使他们只能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正是贪婪的投机资本扮演了老师的角色，让处于资本主义体系边缘地带的东盟国家认识到自身的脆弱。为了应对全球金融投机资本带来的新挑战，东盟与中国这个经济体量巨大、金融相对独立、在关键时刻也能够承担责任的国家，开始了被称为“10+1”的新合作。东盟与中国的合作，缔造了东亚国家的黄金十年，使亚洲地区成为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区域。这种增长势头，经受住了全球金融危机考验。在“10+1”合作取得显著进展的情况下，中、日、韩三国也开始启动自贸区和货币合作谈判，开始出现东亚合作新趋势。尽管在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阻遏之下，东亚一体化进程如同“正入万山圈子里”的河流，虽“一山放过一山拦”，但依然保持着奔向海洋的趋向。特别是随着俄罗斯和中亚地区国家进入亚太经济圈，东亚圈占世界经济总量比例将会进一步上升。

在北美自贸区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交往和产业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墨西哥、加拿大的能源资源与美国互补，加强了墨西哥、加拿大能源生产能力;在制造业领域，墨西哥的人力资源与美国的技术资本互补，使美国将一些缺乏竞争性部门的工作转移到更有竞争性的部门，把低技术和低工资的工作转变为高技术和高工资的工作，大大提高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而墨西哥的加工制造业发展迅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潜力最大的国家。美国前贸易代表席尔斯女士(Carla A. Hills)在2014年首期的《外交事务》中表示：“北美自贸区是第一个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予的自贸协定，已达成的市场开放程度比任何贸易协定更宽、更深⋯⋯过去20年间，北美三个经济体间已发展出高度有效的供应链。加拿大和墨西哥向美国出口每1美元的商品中，分别含有加拿大和墨西哥25美分和40美分的产值。相较于中国和日本对美出口商品仅有4美分和2美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北美自贸区可以形成规模经济效益，降低平均成本，取得竞争优势。同时，可以利用三国在经济水平、资源禀赋、文化背景上的差异，实现优势互补，强化各国的产业分工和合作，使资源配置更加合理，提高各国产业的竞争力。近几年来，北美自由贸易区无论是在商品进口总额还是在出口总额方面都保持国际贸易地区份额的领先地位，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具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区域。在席尔斯女士看来，“在美国政府评估贸易协定时，不仅要基于国家的利益，更须考虑区域性的利益。”可以说，组建和扩展北美自贸区，固然有与欧盟和东亚自贸区实现战略对冲的考虑，却也是对洲域化趋势的响应。

特朗普总统上台后，已经中止了TPP谈判，并且表示将可能退出“北美自贸区”，还要在美墨边境修墙，对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产品收取“边境税”。然而，在美国开始从全球收缩退往美洲的过程中，如果不与周边国家形成紧密合作的关系，美国就可能直接掉入孤立主义的陷阱。即使是曾经为世界第一的美国，在面对洲域化的欧洲与亚洲国家集团的竞争时，也只有通过与周边国家抱团合作的方式才能勉力应对。不然，美国将会很快变成世界舞台上的二流角色。

邻国无法搬走，只能学会相处。与邻国共同发展，开展超国家合作，是全球危机时代明智的战略选择，甚至是国家的宿命。正因为如此，洲域共同体成为一种新的、难以违抗的大趋势。

“一带一路”：中国带领发展中国家摆脱世界经济危机的战略选择

在2008年危机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开始总体性萎缩，此前30年中国的生产主要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市场，今天如此庞大的生产能力该如何维持和发展？中国提出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的构想，正是基于全球危机深化、世界格局变化的大形势所做出的重大战略选择。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经过了65年的努力，刚刚从解决了温饱向小康阶段发展，中国的经验和目前所遇到的困难证明，哪怕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也不能够封闭起来搞建设。中国的发展固然要靠自力更生，但也离不开国际合作，一定要争取海外资源、海外市场。若按照苏联的方式，把自己封闭起来搞建设，一定无法持久。所以，中国搞社会主义现代化，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就此意义而言，建设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构想是中国在全球危机时代的改革开放战略。如果说，此前的改革开放更多的是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市场，是两头在外大循环式的开放;那么，今天的改革开放思路，包括制度框架的设计，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展开合作。此前，中国可能更多考虑如何与西方国家所主导的全球体系以及发达国家的成熟商业体制相衔接，如何吸引外国投资;那么，今天的中国需要更多考虑应该如何与发展中国家合作，如何在外国投资、建立什么样的商业新模式才能实现互助共赢。

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广大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都是边缘性国家，是必须依附发达国家才能发展的国家。美国前总统奥巴马在接受澳大利亚电视台采访时曾说，中国不能按美国的方式发展和消费，中国再这么下去世界的资源都会被它耗尽。这就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悖论，你可以依附我生产，却不能模仿我的生活、更不能超越我。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容纳不下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容纳不下现代化的中国。要突破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中国不能单干、不能单打独斗，必须走与发展中国家共同合作的道路。因此，“一带一路”的设想不仅适应了中国未来发展的需求，也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共同需要。

从国际政治的性质来看，“一带一路”构想是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的组织化模式，是发展中国家形成命运共同体的方式。“一带一路”不仅具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属性，是发展中国家改变边缘化地位，在全球秩序中争取平等地位的途径。“一带一路”是世界“穷棒子”的合作社。对中国来说，“一带一路”也是中国实现“两个百年”“四个全面目标”的重要路径。因为中国搞社会主义，没有国际合作不行，中国的国际合作主要是要与发展中国家合作。

要合作，就要有正确的义利观。中国在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中，要有新的义利观。以天下大义——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发展，带动共同富裕的天下大利;再以天下大利，支撑天下大义，形成新的世界发展模式和治理秩序。今天的中国，不是要输出革命，而是要输出发展。把在中国行之有效、大获成功的发展模式、交通设施、工业化技术输出至世界各地，主要是输出给发展中国家。中国投资的资本，不应该是以持续积累和盈利为唯一目标的资本，而应该以国家可持续发展和增进人民福祉为长远目标的资本。中国输出的资本，应该是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约束下的资本，它是要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准和国家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资本。

当然，这种输出不是强加于人，而是通过“引而不发跃如也”式的中国政治智慧。这样，中国就能够与占世界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一道，建设不同既往500年现代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打破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固化，建设多元文明共存、合作大于排他的全球秩序。以此标准，“一带一路”的确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战略构想，它符合世界、区域、中国的发展需要，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巨大的创新。

推进“一带一路”构想，可促使亚非欧的广大区域发展成为一体化的经济空间，为形成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的泛亚共同体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样，加强命运共同体建设，有利于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合作成果，转化为情感纽带，进一步上升到精神层面，增加相互间的认同感，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创造良好的社会与人文环境。“一带一路”与“共同体”，两者相辅相成，在共同推动“中国走向世界，世界走进中国”的历史进程，在共同塑造公正合理、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区域秩序。可以说，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仅是通过一个个经济项目推进发展，也是通过持续的合作进行社会性构建，推动共同体的建设。因而，必须坚持不懈、久久为功。

作者简介：

王湘穗，退役空军大校。现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国家航空科学与技术实验室航空发展战略首席科学家。兼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会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咨询委员、副秘书长。主要著作：《币缘论》;与乔良合作《超限战》《军官素质论》《割裂世纪的战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