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老兵亲述1962年中国是怎么把印度打蒙的
2017年8月6日，叶宏亮在西安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专访。面对镜头，他庄严地敬了个军礼。（《环球人物》记者 朱东君/摄）
新兵刚放下锄头就上了战场。到了达旺，才学怎么投手榴弹、怎么打枪。那时我们的枪还是单发的，打一枪要退一下弹壳，上一下膛，而印军都用半自动的。
战士们拼命往上跑，没有人害怕，都觉得有机会为国家冲锋陷阵，是无上的光荣，当解放军就是要争这口气。
印度兵的素质和我们真是不能比，我们都是20多岁，斗志昂扬，他们则多数是为了挣钱养家，遇到火力，抵抗一下，火力再猛一点，就投降了，要不就跑到森林里去了。
中印边境对峙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各方之动态已不必赘述。
在这个节骨眼上，很多人想起1962年的中印之战。那一场被毛主席誉为“至少保持边境20年的和平”的一仗，在印度人心中是挥之不去的痛，但在国内，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推荐给大家一个战争亲历者讲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76岁的叶宏亮，他在1962年10月随部队奔赴前线；最近，他和一些老兵一起，编纂了一本叫做《鏖战雪域之巅——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回忆录》的书。
这个故事里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细节。比如那一仗，在高原上，很多战士们被冻伤、并且产生高原反应；有不少新兵，到了印度达旺才学习如何投手榴弹、如何打枪；当时印度兵的斗志和素质，跟中国军人没法比；而那一仗，在当事人的回忆里，也称得上“残酷”。许多细节，非战争亲历者难以想象。
我们无法还原现场，但历史不容遗忘。阅读当事人的记忆，也足资今鉴。如叶宏亮老人所言，“为共和国流血流汗，那是我这一生最值得铭记的经历”。
本文刊载于最新一期的《环球人物》。侠客岛有编辑。以下是老人的讲述。
1962年7月，解放军边防战士警惕地监视着入侵我国领空的印度飞机。图中这架飞机正在给入侵我国新疆加勒万河谷的印度军队投掷物资。
进发
1962年，我入伍3年，在55师当卫生兵，部队驻扎在青海。10月末，等战备物资和武器弹药一运到，我们就连夜奔赴前线。当时第一阶段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参加第二阶段的战斗，要攻打的西山口位于达旺南边。
当时部队有很多1962年8月才入伍的新兵，入伍就到农场，刚放下锄头就上了战场。到了达旺，他们才学怎么投手榴弹、怎么打枪。那时我们的枪还是单发的，打一枪要退一下弹壳，上一下膛，而印军都用半自动的了。我们把这种训练称为“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后来看，还是新兵牺牲的比较多，毕竟经验少。
为了赶路，我们不眠不休走了两三天，那时我搭着前面人的肩膀，走着都能睡着。最终，我们在11月中旬到达了达旺前沿。达旺是坡地，坡底是达旺河，过了达旺河就是西山口，印军驻扎在山顶。
11月16日晚上，我们吃了大战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把带的好东西都做了，肉烩菜里还加了粉条海带。那之前，我们吃了半个多月半生不熟的米饭，没有油水的土豆、萝卜、冻白菜，还有面条，能吃上这样一顿飘着肉香的饭，真是满足。
天黑后，我们开始向达旺河阵地进发，一路上，枪炮声越来越响。我们一排的老排长参加过抗美援朝，走过来跟我们说，不要紧张，你们听到炮弹“嗖嗖”地响，其实离得远着呢，要是听到“扑出”“扑出”，才要特别小心，那是子弹打在土里的声音，说明它就在跟前，你就要赶紧趴下。
天亮的时候，我们到了达旺河上面几百米的密林中。这一天，我们营的1营先去火力侦察，而我们分散隐蔽，一人一小块雨布，用树枝撑在石缝外，人就潜伏在石缝里。
这一晚，炮火声不断，大家根本睡不着，到18日清晨五六点，才安静了一会儿。那时，要侦察的也侦察完了，打头、击背、剖腹、切尾的部队也都就位了，就等着进攻开始。
总攻
8点半，我们开始总攻。先是炮击，几十门炮同时开火，炮火铺天盖地，一片火海。为国杀敌立功的时候到了，我的心情激动得没法形容。我们炮击了半小时，一下就把印军打蒙了、打散了。
其实，印军知道解放军在集结，但想不到我们来得这么快，打得这么猛。
我们从青海出发时，就非常注意保密。当时61师从山西赶来接替我们，他们在山西就开始吃我们吃的粮食，用我们部队用的卫生纸。因为当时有间谍，从粪便里、从用的卫生纸里就能发现你是哪个部队的，所以61师就提前模仿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晚上出发，他们晚上就到，直接住在我们的营房里。第二天，外人看营房里照样有人，但其实已经换了部队。原计划如果我们55师伤亡太大，就由61师顶上来，结果开打后，我们的伤亡很少。
我们炮击结束，冲锋号就吹响了。我所在的3营是第二梯队，从1营的右侧发起进攻。战士们拼命往上跑，没有人害怕，都觉得有机会为国家冲锋陷阵，是无上的光荣，当解放军就是要争这口气。
当时我们的火力支援只有小炮，一个班10个人，负责一门炮。班长副班长指挥，一个战士背炮筒，一个战士背炮盘，一个战士背炮架，剩下的5个战士一人背一箱炮弹。再加上背着的炒面袋、水壶、急救包等，负重都超过60斤，但全靠步兵的两条腿运送。
西山口的山陡啊，为了赶时间，我们抄近道，其实也没有道，不管是树根草条，抓住就往上爬，手脚划伤流血也感觉不到。爬上一步，再拉后面的人上一步。爬山时，一个战士背的炮盘滑下去了，滚下坡十几米，于是全班赶紧把背包带都系在一起，下去一个战士，把炮盘捆好拉上来。不过我们辛苦运上山的炮，最后并没用上。
下午3点左右，我们上到山顶，几乎见不到活的印度兵，他们都跑散了，留下的只有尸首，一片狼藉。我们就开始清理战场，掩埋尸体，追击逃兵。
没想到我们占领西山口后，印军不知道，还继续空投物资，包括食品、服装、毛毯、武器等等。西山口海拔很高，山脚过夏天，山腰过秋天，山顶过冬天。我们穿着单衣上去，冷啊。上面就通知我们可以拿吃的，还可以一人拿一条毛毯。
走出地堡向解放军投降的印军士兵
宽大
后来，我们正在掩埋印军尸体时，突然有印度兵过来。我一看，真是，两个印度兵举着枪，显然是来投降的。
我们连队只有我在出发前学过几句英语，我就上前跟他们说，“站住”、“缴枪不杀”、“我们宽大俘虏”。结果说了半天，他们也听不懂。他们指指肚子，又指指嘴，看来是饿了，我们的炊事班长给他们拿来了馒头。
虽然他们听不懂我说的，我倒是听懂了那个年纪大的印度兵说“周恩来”，同时他又竖起大拇指。后来翻译来了，大家才知道这是父子俩，18日早晨我们刚开始炮击，他们就躲进了森林里，饿了几天，实在受不了了才出来。
印度兵的素质和我们真是不能比，我们都是20多岁，斗志昂扬，他们则多数是为了挣钱养家，遇到火力，抵抗一下，火力再猛一点，就投降了，要不就跑到森林里去了。
我们对待俘虏的政策很宽大，我们吃面都吃不饱，给他们吃大米饭，我们穿旧棉衣，给他们穿新棉衣。我们还给俘虏上课，讲我们的政策，讲尼赫鲁怎么发动这场战争。后来印度兵回去的时候，有的还给我们磕头。
我们撤离时，把印度空投的武器整箱还给他们；他们的汽车坏了，我们给他们修好，让他们能开；我们缴获的武器也都擦洗干净，摆得整整齐齐，还给他们。
1962年11月，西藏地方边防部队遵照中央指示，把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大批印军武器擦拭一新，准备交还印方。
这都说明我们是仁义的，不光打军事仗，还打政治仗。打军事仗是为政治仗服务的，所以我们打赢了。（编者注：指挥此役的前线指挥部政委阴法唐说：“后来我们主动后撤，不是因为守不住，因为仅从地形上说，我们守在那里就是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更不用说解放军的战斗力了。我们后撤就是表明，我们不希望战争，而是希望和平解决！”）
艰难
这场战争赢得不容易，特殊的环境和地形，首先就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冻伤问题。11月的青藏地区很零下几十摄氏度。由于部队调动突然，没有军车，我们坐的很多卡车连篷布都没有。我们虽然穿戴着皮大衣、皮帽、皮手套和带毛的皮鞋，但车一开起来，还是冻得和冰棍一样。
还记到达格尔木兵站时，大家都下车了，通信兵小谭说脚都麻了，不能动。我赶紧脱下他的鞋袜，发现他双脚肿大，前半部分都变成了深紫色，右脚更严重些。这是冻伤啊！医生说小伙子的双脚可能都要锯掉了。那年小谭刚18岁，入伍仅三个月。后来我们都把鞋脱了，用被子把脚裹上，严重的冻伤没有再出现，也有脚趾截掉一点的，但不影响走路，至于手脚冻红冻肿的就太多了。
此外，高原反应也是一大问题。最凶险的地方是五道梁，那里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夏天气温也就5摄氏度左右。当地有谚语，“纳赤台得了病，五道梁要了命”。纳赤台比五道梁的纬度低，你要在纳赤台得了病，到五道梁就没命了。
我们不舒服，运送我们的司机更辛苦，为了不让卡车发动机冻上，他们晚上还要轮流值班，让柴油车整夜空转发动。
残酷
有人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没有抗美援朝那么残酷，确实，我们没有遭遇那么顽强的抵抗，但我还是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我们的伤亡主要是地雷和炮弹造成的，我们连的一个战士，腿被炸掉，骨头都翻出来了；我们营的两个战士，追击敌人时产生了高原反应，发展为急性肺水肿，在送回驻地的途中就停止了呼吸；一位连长本来1962年8月已经转业了，但战争开始，他就申请回来参战，结果在战场上牺牲了，那时他的儿子还没出生；
还有一位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员工，当时跟着我们团拍纪录片。一天，我们正在吃早饭，八一厂的几个同志下去拍摄，结果我们早饭还没吃完，一个人就被拉回来，说是被炮弹炸死了。
战场上，人的生命真是太脆弱了！
我听说过一句话，胜利的一方纪念战争是为了更好地制止战争。这句话说得好！现在我们国家很多是独生子女，生命太宝贵了，真是能不打仗最好不打。但真到了国家领土受到侵犯的时候，就非打不行，哪怕代价再大也要打！
后记
最近，《环球人物》也去专访了1962年前线指挥的阴法唐中将。老人密切关注着最近的新闻动态。他说：“当时我们的一个连就能打他们作战地图上的一个点。几十年了，印度还在闹事，这不奇怪，只要想好怎么对付他们就行。别看他们嚣张，我们一点都不用怕，算个什么？咱们解放军从来都是不轻易动，要动就来个大的！他们啊，好自为之吧！”
口述 / 叶宏亮
整理 / 朱东君
本文来自2017年第16期《环球人物》杂志《1962，中印那一仗》，8月16日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