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大城市战略下，小城镇向何处去

前几天有媒体刊文回顾中国“小城镇兴衰简史”，慨叹小城镇在大城市的扩张下，生存发展空间受到严重挤压。笔者最近恰好在无锡、苏州调研城乡关系问题，在“苏南模式”的发源地重温上世纪80年代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小城镇、大问题”，感慨颇多。因此，笔者试图借此机会就“小城镇向何处去”的话题做初略探讨。

到2016年为止，我国城镇常住人口79298万人，城镇化率已达57.35%，其中大多数城镇人口居住在大中小城市。据统计，中国人口百万以上城市已达142个，其中人口千万以上的城市有6个。这意味着，是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成为推动今日中国城镇化的火车头。不过，就此认定小城镇已经衰微，并否定费先生“小城镇、大问题”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却言之过早。

一方面，今日中国城市化的成功，虽直接源自大城市、大产业拉动，但其社会基础却与早期的乡村工业化实践密切相关。笔者近日对当年乡镇企业最辉煌时期的“神州第一郊”无锡市滨湖区(原无锡郊区)的调研发现，当年的“小城镇”至今仍在支撑着城市化这个“大问题”。正是改革开放以后乡村工业化的实践，使当地农民在“离土不离乡”的情况下实现了“进厂不进城”。当地绝大多数农民虽有“农民”身份，却早已习惯工厂生活，早已享受与普通农民不一样的社保待遇。并且，早在上世纪90年代，当地便通过村镇建设让农民过上了与城市无异的生活。

进入21世纪以来，乡镇企业虽然失去了中国经济“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地位，但当年发展乡镇企业遗留下来的建设用地、厂房等要素，却为村集体留存了大量集体资产，这为当地工业园区发展模式创造了条件，苏南地区因此享有高质量的城市化水平。其显著特点是，当地城市化进程难见“钉子户”和暴力拆迁，农民进城后可以迅速适应城市生活。苏南的城市化经验表明，小城镇虽在空间形态上几近消失，但其制度内核却在大城市中保留下来，大城市战略的成功恰恰源自小城镇的发展基础。

另一方面，在探讨小城镇问题时，应区分两种小城镇类型：一是主要以生产功能形态出现的小城镇;二是主要以生活功能形态出现的小城镇。那些还具有活力的生产型小城镇，大都具备了产业集聚条件，如浙江的一些小镇，通过早期私营经济的发展，逐渐聚集了某个产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并具有较大市场占有率。中西部的一些小镇，地方政府通过建立工业园承接东部地区的某些产业，也可以激活小城镇的活力。

新世纪以来，大城市在积聚人才、资金和技术等方面越来越具有优势，生产型小城镇则越来越少。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以生活功能形态出现的小城镇越来越多。客观上，这与最近十多年的大城市战略密切相关。农民工进城后，村庄逐渐失去生产功能，其生活功能也逐渐衰微，尤其是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难以得到满足，小城镇恰是一个提供完整公共资源配套的生活空间。

更为重要的是，小城镇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摇摆人口”提供了蓄水池。那些没能力在大中小城市安家落户的农民工，可以退而求其次在小城镇实现稳健的城市化：进可进城，退可回乡。在这个意义上，生活型小城镇是有序、稳健的城市化战略的必要条件。

在大城市战略主导城市化的前提下讨论小城镇问题，一是要重新评估生产型小城镇的历史定位;二是要准确认识生活型小城镇的现实与未来定位。从城市化发展的历史进程看，生产型小城镇已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培育出来的城市生活方式和市民精神，在大城市更有用武之地。因此，小城镇战略与大城市战略与其说是相互竞争、互相排斥的关系，还不如说是一种递进关系。但这不意味着生活型小城镇没有存在的必要。恰恰相反，合理布局基础设施良好、公共服务完善的生活型小城镇，既关系到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的实现，更关系到城市化进程的顺利推进。当前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其主导目标不是凭空制造生产型小城镇，而是合理配置公共资源，建设高质量的生活型小城镇，为“半工半耕”农民家庭提供实现家庭再生产的良好生活空间。

简言之，小城镇的出路不在于与城市竞争生产功能，而在于承接国家“以工补农、以城带乡”战略，发挥为“半工半耕”农民家庭提供“人口蓄水池”的优势。居住在小城镇的人口，既可以是农民，也可以是市民，他们因进退自如而安居乐业，为我国城市化顺利推进提供稳定器。(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