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贝淡宁：你可以通过学习成为“中国人”

我们该从何处找寻生命的目的？对于这个问题，一个可能在西方社会较为典型的答案，就是审视自己内在的“灵魂”。通过内省，你将发现一个“真正的”自我，它将提供你所需要的一切答案。我得承认，这种方式对我丝毫不起作用。当我审视内心，只能看到无边的空寂与虚无。我不是在说什么生存的绝望，而是当我内省时，确实找不到任何意义上的目的或指导原则。

这让我想起了在国外时问起如何给小费的事。那些询问得到的回答通常都是：“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或者你感觉合适就行。”问题是在那些情况下，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想怎么做或者怎么才算合适，正因如此，我才会问那个问题。我想知道的是相关的群体规范，而这根本无法仅凭审视自己内心就能获得。

因此，我认为应诉诸外部世界而非通过审视内心来找寻生命的目的。当然，这并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宗教圣徒或许能从整日的冥想或祈祷中获得满足，但我们大多数人却要通过参与群体生活来感知意义所在，即通过群体认同获得归属感和意义。

现在中国正兴起的国际化教育方式，就提供了这样一种绝佳基础。一方面，学生们要学习中国文化、历史、哲学和语言。中国大概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持续性文明，通过挖掘它的文化宝库，我们可以获得无尽的满足。另一方面，学生们也被鼓励发展国际视野：培养一种全人类层面的认同，思考我们未来将要面对的共同挑战，比如气候变化、人工智能等。

那些学生无须在认同中国文化与认同更广阔的人类世界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培养更加国际化的视野与加深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同样重要。偏废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与当代世界格格不入。

20世纪以前，中国知识分子认为文明世界的中心就是北京。我们不能就此责怪他们，因为他们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认知极为有限。今天，我们无疑更了解世界了。但这又导致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人觉得，他们可以发展出一种与中国文化和文明毫无干系的普世准则或全球视野。迄今，西方知识分子依然认为他们可以严格基于西方文化的规范和价值，构建一种普世规则。不过现在，我们已能识别甚至谴责这种更多基于军事经济强权而非有益论证的“狭隘普世主义”。

说到群体认同的意义以及中华文明，可能也会有人提出质疑甚至反对。比如他们会说：中国汉族认同中国文化，这没问题，但其他人就不一定了。或许，我这样一个生在加拿大、双亲与中国文化毫无关系的人却在提倡认同中国文化，就有点奇怪了。

这种看法，是基于某种关于“谁才算中国人”的错误假设，即“中国人是一个种族范畴”的假设。事实上，以种族来划分中国人的方式几无历史溯源。用以称呼中国人的传统词语是“华”，其身份认同的基础是文化而非种族。正因如此，你可以通过学习成为“中国人”。

当然，中国历史上并非没出现过行径恶劣的种族区分。比如一些古代典籍中就有对非汉族中国人的轻蔑叙述，作为“夷族”的蒙古族和满族统治者也曾像种姓等级那样对中国的种族进行划分。

但从传统表述来看，更普遍的现象还是着眼于“华”的文化特性，即写汉字、遵守儒家礼仪、以中式烹饪方法做饭、说一种华族说的语言(现在称为“汉语方言”，就像欧洲语言一样彼此不同)。纵观整个中华帝国历史，一些能够达到相关文化标准的移民也常获得“华族”待遇。比如唐代就曾雇佣大量“外国人”为官，其中包括韩国人、日本人以及阿拉伯族裔。

不再以文化而是以种族来界定中国人的身份，这种转变在中国19世纪面对外国帝国主义侵略时最终成型。当时主要的政治改革者们游历世界，最终得出悲观结论：世界已划分为忙于生存竞争的不同种族。而“中国人”就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族群，它构成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合法基础，并因此积聚了抵御外敌侵略的力量。

上世纪20年代初，国父孙中山提出一种极具包容性和同化性的理念，即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中国人，只要他接受中国文化方式。直到1925年，中华民国的国旗一直都是五色旗，代表“五族共和”，它们都被认为是“中国人”或“中华”的一部分。但这种对于身份认同的文化界定未能扎根和传播开来，因为彼时的中国仍然认为自身羸弱，还在饱受外国列强欺凌。

今天，中国已经重新建立了强大国家，不再害怕外敌欺凌。无论过去以种族为基础的动员对其抵抗帝国主义侵略是否必要，现在这种做法都是有害无益。是时候回归对于身份认同的文化界定了。我们需要挑战殖民统治那些糟糕透顶的残渣，即倾向于以种族来划分世界。只要达到“中国人”的文化标准，任何人都应被视为一个大众意义上的中国人。

因此，无论你是什么种族或背景，请与我一起，共同探寻这样的意义：融入伟大的中国文化和文明，并引以为傲。以此为基础，我们还要更进一步，将爱与责任延伸至全人类。这种意义探索需要穷尽一生，而既了解中国文化又具有世界视野的“中国世界主义者”们，将为使这个世界更加美好贡献良多。(作者是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