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力斌：厚古可以，但未必非要薄今

业已成为历史的西南联大，如今在媒体上的曝光率颇高，一提西南联大肃然而起敬者大有人在。在大学规模空前、教育迅速发展的今天，将已经作古、存在时间仅有短短8年的一所大学视为“举世瞩目的奇迹”“战争中的繁荣”“最完好的教育方式”，甚至“中国高等教育的美好时代”，显然都寄托着深长的思古幽情，同时也在留住一段值得高度重视的历史。

不可否认，西南联大可算是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奇迹。一个由三所院校临时组成的临时大学，身处战乱颠沛流离，却有如此耀眼魅力，原因何在？它大师云集、名流荟萃的教师阵容，成就斐然、光彩耀眼的学生名单，学术自由、教授治校、通才教育、自由选课以及不唯学历论的职称晋升、灵活高效的管理组织等一系列制度设计，加上一系列人们喜闻乐见的学术名人故事，为大众塑造了一个超越历史语境的教育神话，它似乎在心灵深处为民族保留了一个洁净之所，甚至上升到不容置疑的信仰层面。

抗战14年，迁入云南的高校有10余所，其他学校皆默默无闻，独西南联大名传后世，一些大师的“名人效应”可谓起了很大作用。原子弹之父、诺奖获得者、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以及近百位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这些人中的任何一位拿出来都是重量级的。这使西南联大在大众的平民文化语境中散发着浓郁的“文化贵族”气息，相当程度上契合了大众的文化梦想。

某种程度上，联大之名还在于联大之穷。西南联大时在抗战，教育经费非常困难，无法和现在高校大楼林立、课题经费充足相提并论。它在颠沛流离中创建，在飞机轰炸的间隙上课，以极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工作，教材自编。但正是这种穷困教育和患难的师生关系，成就了让人难以忘怀的历史记忆和人生体验，这其实是容易被人忽略之处。

不过必须强调的是，西南联大是抗战历史的特殊产物。超越了这一特殊历史，就无法真正理解其教育奇迹。首先是优资教师人才的空前集中，有点像当今某些重点高中的师资模式。举全国之优质教师，办一隅之联合大学。联大之大，重在其联。若没有联，没有来自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甚至全国的名师云集，就不可能创造这样的奇迹。一个大学只办了8年，就能获得如此巨大的影响和声望，并非现在有些人所说的“全赖独立自由的教育理念”所能解释，这种“非常模式”其实也很难复制。

怀念西南联大的好自然没有问题，但正因为它出自特定时代，具有特定历史背景，因此和讨论当下大学建设是两码事。如果强行捏在一起，就未免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感觉。“反观我们今天的大学”，是不少人讲述西南联大故事时的常用套路。实际上，当今大学和学术领域的一些问题，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既有互联网舆论场上有关某某大学“堕落”的声讨，也有很多专业的讨论，更不缺乏政府层面的反思、改进与筹划。那些时不时就跑出来，借怀念西南联大的好来揶揄当代大学教育之“差”的手法，已经实在算不上高明，顶多就是缺乏创造力地耍耍陈旧的小心眼。

有人说，南迁昆明，只是中国高等教育在民族存亡之际的艰难求生，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夸大成彼时中国大学的大发展或大提升，这可谓是中肯之论。要说中国高等教育真正的大发展大提升，还应该说是今天。现在高校的数量、受教育人数以及院校具体学科设置等等，都可以说是空前的。在当下的中国，大学的意义也不仅仅在于学术精英的培养，它还是一种政治公平的制度。建国以来，许多贫家子弟被推荐或通过自身努力上了大学，甚至到北大清华这样旧时组成西南联大的学校读书。而这在西南联大所处的时期，根本就是很难想象和实现的。因此，人们厚古可以，但完全不必薄今。(作者是《北京文学》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