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雄：接受教育才能让困境儿童脱困

最近，四川凉山“格斗孤儿”事件成为大众关注热点。随着有关部门将这些孤儿接回到当地重返学校，一些人又对此发出质疑，认为他们回到学校更得不到照顾。

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此事件表明针对困境儿童(包括孤儿、残疾儿童、留守儿童、贫困儿童、艾滋病儿童等)的社会保护制度还存在明显漏洞。

首先，孤儿养护制度存在漏洞。2006年颁布的《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明确规定，未满16周岁的孤儿可以享受农村五保供养待遇。凉山“格斗孤儿”中，有一些是真正孤儿，还有一些是事实孤儿(父母中一方死亡，另一方离家出走)，当地民政部门均应履行保护责任，妥善安置其入住福利机构，或由有能力的家庭寄养、收养。

这些孤儿出现在格斗公司，本身就表明了针对孤儿(尤其是事实孤儿)的“安全保护网”出现了漏洞。其原因可能是复杂的，主要包括：基层对孤儿统计、上报不及时;县级政府因财力不足，导致部分孤儿未能入住福利机构;未建立对孤儿监护人(往往是亲属)的评估和监督机制，监护人往往因能力或精力不足而疏于监护。

其次，困境儿童的义务教育存在漏洞。长期以来，凉山地区的入学率偏低，困境儿童的入学率更低，有些甚至从未进入过学校。凉山“格斗孤儿”虽是个案，但是也反映了凉山地区困境儿童的入学现状。为什么在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之后这么长的时间里，仍然有如此多的儿童不能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这需要教育部门认真反思。

固然，事实孤儿的监护权不易确认是导致部分孤儿难以入学的因素，但是根本的原因是教育部门和学校未能严格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要求，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让困境儿童进入学校，尤其缺乏对监护人的制约，导致孤儿失学成为一种常态。

最后，针对困境儿童的精准扶贫存在漏洞。实施精准扶贫，其重要措施之一是精准识别贫困家庭，因人施策、精准脱贫。凉山“格斗孤儿”的家境往往极端贫困，理应是精准扶贫的重点对象，各种政策也会叠加到这些家庭。

但事实显然并非如此，这些孤儿失去了家庭，被带到城市，游离于精准扶贫之外，不得不依赖于格斗公司才能生存，小小年纪便被迫自食其力。这表明，我们的精准扶贫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尤其是根据困境儿童的实际情况制定更加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而不能简单机械地套用一般贫困家庭的扶贫方法。

从社会政策的角度看，防止凉山“格斗孤儿”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完善儿童社会保护制度，包括：加大儿童保护财政投入，提高困境儿童生活照料标准，完善困境儿童养护设施;建立困境儿童识别报告、干预机制和责任追究机制;明确政府各部门职责，建立儿童保护协调机制。从长远看，要在国家层面上出台《儿童福利法》，从法律层面界定政府对儿童的保护职责，对困境儿童实施特惠政策，并逐步建立普惠型儿童福利，让所有儿童远离生存之忧，尤其是在失怙时能及时得到替代性支持和养护。

要从根源上解决“格斗孤儿”这一问题，笔者认为更需要加大扶贫力度，因为凉山孤儿的致因多与贫困因素相关联。尤其在精准扶贫过程中，要更加重视教育和人力资本开发，激发贫困家庭的内生动力，切断贫困的代际传递。而这是一个非常艰巨而繁重的任务。(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