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伟：打击扒窃应手段多样化

7月23日，河北廊坊发生一起引发舆论热议的刑事案件：卖瓜商贩崔先生因提醒顾客防范小偷，结果招致扒手和同伙的围殴，并被刺死。人命关天，这远比“扶不扶”造成的社会冲击波更大。无形中，社会中传递着一种不安的情绪，因为每个人的钱财都可能成为扒手的“猎物”。如果正气不彰、人人只求自保，盗贼是否会更加猖獗？未来，谁会再做“崔先生”？

我们将扒手称为“小偷”。小偷之“小”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对偷盗行为的蔑视;二是表明其危害行为的轻微。但是，此案却因为小偷小摸引发了人命大案。人们不禁对于扒手的嚣张表示震惊与愤慨。然而，仅有震惊与愤慨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思考：如何才能有效打击扒窃犯罪？

在新的社会形态下，扒窃呈现新的态势与特点，需要引起人们的重视。在经济、社会转轨时期，人们的价值观念容易发生混乱甚至扭曲，不排除一些小偷以“劫富济贫”“财富再分配”等荒唐理由，给自己的不法行为披上道德外衣。另外，在今天这样一个高度流动性的陌生人社会，扒手既可以流动作案，也可以对流动的人群作案，具有随机性和分散性，对专业反扒行动提出高难度的挑战。专业反扒警力人数有限，而且还要参与大型活动安保、临时性维稳等活动，所以仅靠警察难以有效打击扒窃犯罪。

在陌生人社会，基于熟人关系的人际信任不再具有普遍意义，而基于制度性信任的人际关系还没有形成。原子化的公众以“各扫门前雪”的态度对待扒窃及其他公共安全风险，不敢挺身而出。有时，公众即便成为扒窃的受害者，也不敢与小偷当场对质，甚至因公安机关的程序繁杂而不予配合。更重要的是，今天的社会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强调法治、人权。从本质上说，这是社会进步的要求与表现。但历史上存在的一些提升扒窃犯罪成本的有效手段可能不再合法。

在新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下，治理扒窃犯罪要摆脱只强调用“重典”的思维局限，应将风险防范的关口前移，采取多样化手段，塑造社会正确的义利观与廉耻心，让扒窃行为难以找到一丝一毫的道德借口，以“人人喊打”的舆论高压让扒窃行为得不到一点良心上的宽宥。治理扒窃犯罪需要动员全社会力量的参与，特别是要密切警民合作关系。警察要向公众传授防范扒窃的知识与技巧，提升后者的风险应对意识，公众要出于社会担当而配合警方的反扒窃行动。我们要形成对举报、制止扒窃犯罪行为的激励制度，同时加大对扒窃犯罪行为的惩处力度，形成“邪不压正”的风尚与信心。(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