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衍行：法治化是防治金融风险的必由之路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4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已经无须赘述。笔者注意到的是，这次会议提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

不能打着“创新”搞欺诈

一段时间以来，打着“金融创新”旗号带来的风险已经成为业界和民众关注的焦点。笔者认为，为了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金融业要审慎创新。创新是推促金融业前行的引擎，但创新必须依法合规，不能打着创新的旗号，盲目地、异想天开地铺摊子，大搞资金体内循环和脱实向虚，制造纸上繁荣、虚拟富贵，更不能搞金融诈骗。

扎实的金融创新是金融发展的动力，通过创新可以不断地释放金融市场的活力，更大幅度地实现资金效率，但是,金融创新也可能因过度地追求利益，而对金融活动参加者的合法权利、经济秩序的稳定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带来负面的影响。

现实中,一些金融创新成了法外之地，或多或少引致金融风险，其中一些表现是：

首先，从国内外的实践来看，金融创新的各个利益攸关方，包括监管者、参与者等，在个别问题上，法律界定模棱两可、似是而非。譬如，一位证券界的资深人士把股指期货作为股市大幅下跌的罪魁祸首，这个论断荒唐之处在于，把金融监管的方向引向歧途，而回避矛盾的本质;又如，有的金融专家把金融杠杆率居高不下，当成金融风险的元凶，这个论断本末倒置，其后果是，人为制造烟雾，避重就轻，从而姑息甚至放纵债务人的履约义务。金融创新及金融监管都必须以真实而不是虚拟为基础，马克思说:“不真实的思想必然地，不由自主地要伪造不真实的事实，因此也就会产生歪曲和撒谎。”

其次，金融创新有偏离法治正轨的倾向，金融生存的前提是信用，有的机构在金融创新法治层面天马行空，一些金融创新在短期内或许能激发人们的热情，但长期看也可能埋下违约的种子。要理智拥抱金融创新，也要清醒地意识到，缺乏法治的实质性支撑，只有舆论的吆喝，往往会触发案件或不可控的风险，“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再次，在金融创新中存在财务管理缺位、甚至财务欺诈的行为。例如个别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被一定程度地掩盖或粉饰，这种掩盖或粉饰是藏污纳垢的温床，导致内部风险预警、外部金融监管的形如虚设，其本质是金融机构自身的亏空及杠杠率居高不下。

第四，创新与监管的角色失序。例如，有些金融监管机构无视金融乱象的苗头，坐失防患于未然的良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是金融监管的题中之义。 再如，个别地方政府纵容所应承担的地方债务，面临不确定性比较大的还贷压力，己不正难以正人。

第五，中国在参与国际投资中出现法律缺失，出现粗放的苗头。例如，操作层面法律缺位，表现为无知者无畏，目空一切，其后果往往是亏空不断、一地鸡毛。这方面个别公司已有切肤之痛，只是讳疾忌医、遮遮掩掩罢了。对待风险、亏空，在问责上的“宽、松、软”，意味对错误的默许、姑息。

拒绝“父爱主义”监管

着眼于解决金融创新带来的法治问题，笔者认为有五个方面应该发力：

第一，金融法治必须针对重大的现实问题。这些方面我们做得不够，例如有的现实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但仍在推诿拖延。在大数据、互联网的年代，没有秘密可言，关键是要勇于担当。

第二，金融法治必须公正、公开，并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要防止朝令夕改和以权以势代法。目前，最为紧迫的是解决金融创新上的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及选择性执法问题。

第三，金融创新要进退有方，中国的金融资产已经十分庞大，且高速增长，“只进不退”的金融创新违背了经济规律。“三去一降一补”的决策很及时。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债务存在继续上升的压力，并且增速可能超过预期及可承受范围，进而造成资本错配，甚至“劣币驱逐良币”。如果不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矛盾和风险将不断地积累。

第四，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作为监管者，需要解决法治问题。地方政府自身所掌控的金融平台、金融企业均面临着诚信上的压力测试，总体风险可控并不意味着个案风险可控。未来，“舍卒保车”在所难免。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应树立正确政绩观，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金融监管必须坚持对创新的“监督+管理”，拒绝“父爱主义”。

第五，在国际投资问题上，金融法治还有许多工作需要加强和完善。尤其是微观层面，金融法治要跟进，必须解决随心所欲的问题，不断总结经验，步步为营、行稳致远。

金融法治要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目前，是最佳的时机。对金融而言，至今尚未找到比法治更好的东西，正如卢梭所言：一旦法律丧失了力量，一切就都告绝望了;只要法律不再有力量，一切合法的东西也都不会再有力量。 (作者是中国银行业协会原副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