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可云：城市疏解切莫牺牲包容性

一则北京大兴区榆垡镇求贤村收取流动人口费用的通知日前在网上流传。通知显示，该村为完成“外来居住人口为零”的指标，将对该村外来居住人口实行单月收费制，包括外来居住人口按人头或按大棚、门脸、饭店等不同经营形式，每月须缴纳2000-5000元不等的费用，违者将被迁出。

尽管“零外地人指标”的真实性还有待证实，但在北上广等一些大城市，外地人与本地人间的磨合与矛盾是长期存在的。

今天北京的高度城市化得益于外来要素的大量流入，包括外来人口。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北京市总人口为885.7万人，目前已超过2200万人，增加的人口绝大部分来自外地。

根据世界城市发展的教训，如果拥挤过度的城市得不到及时有效疏解，就有可能因膨胀而陷入萧条，不仅导致这类城市失去发展活力，而且可能拖累整个国家的发展。中央高度重视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

然而，大城市疏解并不等于强制驱赶外来人口，更不等于追求“外来人口零指标”。对外来人口租住收取费用既没有法律依据，也是没有包容性的表现，有“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之嫌。

从理论上说，北京的“四个中心”定位并不等于首都功能，非北京定位功能也不完全是非首都功能。北京是首都，同时也是一个超级城市。作为一座城市，北京的正常运转离不开低端服务，只有低端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中的超额部分才是北京非首都功能，因此切不可迫于完成疏解任务而一味用行政处罚手段驱赶所有外来人口。

北京独一无二的政治地位与较多的发展机会是人口膨胀的根本原因。在疏解超额的外来人口时，必须兼顾政府与市场两种手段，在中央与地方两个层面消除人口过度集聚的根源。

在中央层面，宜尽快解决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的区域不公问题。相当一部分外地人口进入北京，主要目的是为子女找到一个上好大学的机会，如果不在地区间合理分配大学录取指标，则北京的吸引力不可能降低，还会有源源不断的人想方设法弄到北京户口。

在北京层面，针对超额外来人口问题，可采取严格的最低工资法，通过工资门槛将一些低利润企业排除在北京之外。

需要意识到，当前地下室出租现象十分普遍，是大量外地低收入人口滞留北京的重要原因。清理地下室出租，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北京的人口压力，但这个手段使用时必须慎重。对于北京发展必需的外地低收入者，北京市不仅不能驱赶，反而应该运用公共住房等政策，想方设法改善其住房条件与其他待遇。

疏解大城市人口是必要的，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在处理好区域发展机会公平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政策适度疏解外来人口，才是缓解城市病的正确选择。(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