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中国有能力做好“全球引领者”

中国有能力做好“全球引领者”

赵可金

近年来，中国非凡的发展表现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中国震撼”“当中国统治世界”“中国模式”等声音日渐升温。尤其是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退出TPP、退出《巴黎协定》以及众多保护主义的举措，让整个世界都把目光转向中国，关于中国替代美国成为世界领导者的声音多了起来，成为一个热门话题。

先能引领世界才能领导世界

耶鲁大学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说，历史上的大国兴衰，最主要的取决于技术进步和组织变革，无论是大英帝国的兴起，还是美国霸权的扩张，背后既有赖于工业革命、电气革命等重大技术革命，也得力于代议制政府和分权制衡体系的建立和巩固。尽管这些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时常不得人心，但这些国家引领世界的能力和走在时代前列的超前意识的确是令世界瞩目。历史经验证明，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全球领导者(leadership)，首先要成为时代引领者(headship)，要干在实处，走在前列。

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一直对霸权有着十分警惕的态度。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就高举反霸的旗帜，坚决与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做斗争。尤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在国际舞台上恪守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方针，不扛旗，不当头，不称霸，不在海外驻扎一兵一卒，不卷入他国内部纷争，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显然，中国强调做时代的引领者并不是放弃反霸的旗帜，而是在面对全球性挑战时，做一个负责任、敢担当的大国，努力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

值得提醒的是，区分全球引领者和全球领导者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是否顺应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内在规律，具体表现为是否有强大理论指导。当下，在讨论中国要不要做全球领导者的问题上，要竭力避免陷入“策论”的陷阱，而要善于从形形色色的“策论”争辩中走出来，进入扎扎实实的理论争鸣。要善于汲取和借鉴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发展经验，既要总结近代以来西方大国兴衰的规律，也要善于吸收伊斯兰世界、印度文明、中华文明等非西方文明中蕴含着的古老智慧和宝贵经验，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引入一个强大理论指导的轨道，直面当今世界面临的各种挑战，发现破解世界难题的“中国方案”，成为顺应历史发展规律的引领者。

因此，中国应该关注的不是要不要做全球领导者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全球引领者的问题，唯有先能够引领世界，中国才有资格领导世界。

领导世界重在赢得追随者

从领导学理论来看，领导的本质是获得追随者，领导者与追随者不是上下级的依附和隶属关系，而是心心相印、合作共赢的共生关系。领导者的使命就是发现超越现实迷障的方向，追随者则是团结在领导者周围的志同道合者。中国有句古话，“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只要志同道合，即便是远在天涯，也会惺惺相惜。中国要做全球引领者，绝不是将自己与世界隔绝起来，而是要顺应潮流，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协力奋斗，共赴前程。

事实上，中国古人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历来有着强大的智慧支持。早在先秦时期，中华帝国就已经形成了天命、天下和家国有机结合的世界观，崇尚王道，反对霸道，追求文化天下，协和万邦。“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在中国人的王道世界观看来，天下大同，四海归一，是人间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因此，中国古人在理解世界的时候普遍不太重视疆域观念，而更看重德治教化，崇德尚义，这一传统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我国外交“义利相兼、以义为先”的义利观就是此种智慧的现代结晶，也是中国赢得国际追随者的强大思想力量。也许这一至理短期内尚难感化世界范围内那些饱受“丛林状态”之苦的普罗大众，但只要中国在处理与世界关系时一以贯之，久而久之，就会自然形成全球领导者的位置。

中国要发挥领导力优势

也许很多人质疑中国能否引领世界的主要理由是国力不够，认为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超越美国成为世界大国。说实话，这的确是一种“恐美症”，对美国了解越深的人，越发认识到美国的强大，长期下去就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依赖美国”“恐惧美国”甚至“美化美国”的思维定势。

毋庸置疑，美国今天还是很强大的，中国要想总体上超越美国肯定还要假以时日。但反过来想一下，如果只有在国力上全面超过美国或绝对领先才配作为“领导者”，那在当前阶段讨论“领导者”有什么意义呢？这是一种典型的“实力决定论”，如果从“实力决定论”来看，就不会有历史上像官渡之战那样众多以弱胜强的经典战例。

综合考虑，中国应首先善于释放在引领世界层面的能力优势，通过建立世界经济“统一战线”，凝聚全世界致力于全球共同发展的力量，不断夯实中国引领世界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中国在很多领域已经出现“领域优势”，比如在高铁、核电、航天、能源、互联网等领域。世界五百强企业中，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它们事实上已经在发挥全球引领角色，我们完全有理由支持它们发挥更大的作用。一句话，中国的全球性作用不是中国主观上是否准备好了的问题，而是客观情势使然。(作者是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