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如何在新的时代“密切联系群众”

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96周年。对当前中国所处的这个时代和国际大环境而言，可以说，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执政党的领导下，“风景这边独好”。但是，要在未来继续这样的“风景”，还必须看到当前存在的问题，并努力解决这些问题。

大事办得非常漂亮，一些小事没办好

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我的感受是，中国在党的领导下大事办得相当出色。想想过去六七十年的发展，特别是实施改革开放后30多年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确实是为人民办了很多很重要的大事。因为我本人正好在这个时间跨度下学习、工作和成长，所以感受特别深。我认为用“成就巨大”来概括并不为过。

一个颇具代表性的例子是高铁，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中国从高铁后起之秀，一下子变成了高铁里程占全世界总和一半的“高铁大国”。德国、法国、日本等先发展高铁的国家更是突然觉得，中国高铁在短时间内就起来了，而且迅速覆盖全中国。有时候想想这个过程，就跟做梦一样。

但另一方面，在这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也确实感受到一些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跟党和政府距离远了。比如，在移动互联网与人们生活越来越密切的今天，很多人手机里多了各种各样的微信群。在一些民众和知识分子的群里，我发现当有人发表反对党反对政府的言论时候，竟然很少有人站出来说一句话，这是为什么呢？虽然这只是身边的小事，但却是萦绕在我脑子里的大问题。

当我们展开更严厉的反腐行动，强力打击腐败之时，一个又一个党和国家的领导干部落马了，所以你很难说一些民众“发的牢骚”是错的。那么对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大事办得非常漂亮，但一些小事没办好”。

社会精英受到更多的关注，与政府机关的联系更多了。但是，在某些地区基层和农村，组织群众联系群众的工作似乎不上心或者浮于表面了。截至2016年底，依照官方统计数据，中国共产党党员近8800万人，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人群。而在这个庞大人群中，有近8000万是体制外的普通党员，我们是否做到了与他们的深入联系？如果我们与这些普通党员的联系不够深入，那么我们还能依靠谁去深入广大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

以我的亲身经历而言，我现在一个混乱的居民区里生活，可是10年前这个居民区在北京属于高档居民区。今天，这里几乎已经成为“城中村”。

在这10年里，我是亲眼看着这个居民区走向“秩序崩溃”。当年这个居民区好到什么程度？好到可以接待外国的大使，但是今天已经变成这个样子。这其实是社会某个局部的一个缩影。住在这个居民区的人并非穷人，按照资产来说都是有钱人，因为那房子至少值1500万人民币。但最后形成的局面是社区里的人却对政府满腹怨言牢骚，怎么办呢？

再看看一些地区的农村，因为很多年轻人涌向城市，或者一年里绝大部分时间在大城市里勤奋工作，直到过年过节才能返回家乡，所以导致不少地区农村的基层组织已经空有其名，没有足够多的人在这个组织中，甚至有的连组织负责人都为生计所忙。在这个社会转型和城镇化过程中，我们不能丢失了与基层党员基层群众的联系。

一些地方须把基层再组织起来

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一个解决之道，首先是党和政府的基层组织要跟这8000万普通党员联系在一起，让这8000万人仍然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使命感、光荣感。如果他们感受不到，就没有人站出来去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居民。

居民有什么重要性呢？为什么不是在工作场合组织他们呢？因为工作场合已经被严密地组织起来了，而且组织得挺好。但是我们工作、挣钱是为了什么？其实，工作的一个很大的目的是为了生活。民众希望基础设施改善，希望能住上更好的房子，这都是人们想生活的更好。今天党和政府办的很多大事也都是为了改善和提高中国老百姓的生活，而且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在一些微观层面，在一些农村、基层，我们还需要更接地气，改善民众的日常生活，维持住居民社区的日常秩序，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也就是说当我们与那些农村基层的民众保持密切联系，首先把这8000万普通党员组织起来，那么我们的上级组织又重新恢复了一条与基层群众沟通的渠道，这也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我们会进一步认识到，组织社会的权力原来就是执政权的一部分，执政权包括组织基层社会的权力和能力。

此外，近几年当社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时，不少人总有“制度迷思”，或者说是对制度的迷信，满脑子想的是改变制度。这种现象在社会中普遍流传，尤其是在知识界。比如有人在国内随地吐痰，在国外旅游也是如此，于是有人把这个问题的根源归结体制问题。这种现象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一些人常说的体制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仔细想一想，西方人并没有这个问题的困扰。相反，他们经常说别人制度不好，鲜少会说自己国家制度不好的。比如，近一百年来美国爆发了多少危机，但少有人说“我们的制度不好”。那么，“制度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迷思是怎么形成和传播出来的？上层建筑决定一切是怎么普及开来的？

通过对比你会发现，原来这是西方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供给，是一种“精神殖民主义”。它的目的是让你对自己国家的体制产生怀疑，在价值观上倾向于走他们的道路、学习他们的体制。所以，对待“精神殖民主义”的办法，我认为就是制度自信。这也就牵涉到另外一个故事了。我希望，在广大的知识界和年轻人中间，能够产生一种对制度迷信批判的思想，这也是我当前正在努力去做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近著《信仰人民：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政治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