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伟文：中世纪欧洲制度就优于中国？

英国《经济学人》日前报道了一项来自牛津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几位学者的研究报告，指出欧洲在工业革命前数百年间人均GDP已经超过中国。这挑战了一个过去得到普遍接受的观点，即在18世纪末西方工业革命开始前的数个世纪里，中国和欧洲拥有同样的生活水平。

这项研究的两个方面尤其值得关注。一是它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和新发现;二是据此得出的结论：欧洲的富有和中国的贫穷不是因为工业革命，而是因为制度的不同，即欧洲制度优于中国。

报告为中世纪欧洲经济史和中国经济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数据系列和研究方法。但它如何算出公元1000年中国人均GDP相当于1000美元(1990年固定美元)？又如何算出1850年中国人均GDP只有约600美元，英国则达2400美元呢？报告主要作者布罗德伯里说，帝制时代的中国和近代欧洲都使用白银作为价值单位，这有助于对比的准确性。

但这种对比恰恰具有致命的不准确性。因为白银仅仅是价值符号，不是价值单位，不等同于商品和服务本身价值。当年荷兰人用24美元的一箱玻璃珠，就从土著人那里换来曼哈顿岛，但那并不是曼哈顿岛的价值。只有在充分的市场条件下，各国用白银衡量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才更加接近价值，才具有较大的可比性。元明清时代的中国，一斤猪肉卖多少银子，和英国一斤猪肉卖多少银子是不同的。当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很低，农村大量是自然经济，官员俸禄的一部分也是大米、绸缎等实物。仅仅用白银作为价值符号统计，显然覆盖不了经济总量。

因此，工业革命前数百年欧洲人是否已经比中国人富，似需在学术上进一步研究。而在此基础上仓促得出一个当时中欧贫富差距的“制度决定论”，就有些匪夷所思了。

首先，中国从12世纪到14世纪末叶是经济严重停滞甚至倒退的时期。从金兵南侵、北宋灭亡、南宋偏安，到蒙古灭金灭宋、元朝建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受到重大影响。从1200年到明初1402年，人口从1亿减少到6659万。中国失去了经济上的领先优势，但这并不能归因于欧洲制度有什么优势，而是中国自己的战乱和内部压迫。

其次，中世纪欧洲也根本没有所谓制度优势。从公元476年到1453年文艺复兴，欧洲处于混乱、黑暗、相互残杀的中世纪。其中从9世纪到13世纪，创造人类科技、文化和经济文明的是阿拉伯伊斯兰世界。阿拉伯数学家采用了阿拉伯数字，创立了代数、几何学、近代光学、化学、医学、天文学。阿拉伯人发明了观象仪、航海仪，才使后来欧洲人的地理大发现成为可能。正如尼克松所说，当欧洲还处于中世纪的蒙昧状态时，伊斯兰文明正经历着它的黄金时代。当时欧洲和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均处于封建社会，但发展程度如此不同，恐怕很难用制度解释。中世纪欧洲显然毫无制度优势可言。

何况，中世纪欧洲落后的封建制度后来逐渐成为欧洲新兴资本主义发展的桎梏，最终被后者取代。到了21世纪的今天还去探讨中世纪欧洲制度上的优势，并无意义。

第三，同样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荷兰和英国，在近代史上的表现也有极大不同。起先称霸海洋的荷兰后来逐渐被英国取代，其原因并不是制度，而是英国产业资本对荷兰商业资本的优势。马克思说过，荷兰，作为一个统治的商业国，它的衰落史，就是商业资本服从产业资本的历史。

除了历史纵向的大国更替，即便现代时期实行同样社会制度的欧洲各国，发展程度也相差甚远。15世纪和16世纪走在前面的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2015年人均GDP分别为25685、19223和29993美元;而卢森堡为99718美元，为这三国平均数的四倍左右;瑞士80999美元，超过其三倍。长期落后于英国的爱尔兰，2015年人均GDP 61094美元，超过英国(43930美元)39%。这又如何用制度解释呢？仍然实行君主制的卡塔尔，2015年人均GDP达到73653美元，远远超过德国(41179美元)。这又是制度无法解释的。

无论历史上还是现在，各国实行什么社会制度，都由各国根据国情自己决定。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除了制度外，还有科技、资源、金融、市场和国际合作等诸多外部因素，以及政府战略、方针、政策有无失误等内部因素。研究历史和求证史实，是为当下和未来提供借鉴和指导，在缺乏充足论证的情况下提出制度差异推论，很难说是一种严谨的学术态度，也难以令人信服。(作者是中国与全球化智库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