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时代变迁呼唤新的战略家群体

美国总统大选的漫漫烟尘还未彻底消散，随之而来的法国大选和英国大选又先后在欧洲掀起波澜。美国、欧洲出现的政治乱象，已与历史上曾盛极一时的罗马和荣耀无限的威尼斯庶几相似，它们都是逐渐在“幸福”中走向了沉沦，开拓进取的精神消亡殆尽。

为什么当今时代缺乏战略家

政治衰败是整体性的精神溃败，其中最显眼的往往是精英阶层的精神堕落，不再从长计议国家的未来，不再为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而奋力拼搏，相反只知道斤斤计较，只有眼前而无长远，只有利益而没原则。当今的国际社会面临诸多严重问题，正需要具有大格局和大视野的战略家站出来，引领世界走出困境。但同20世纪上半叶政治、经济等领域一大批战略家横空出世的景象相比，现今各领域可称得上战略家的着实不多。为什么当今时代缺乏战略家呢？

一个原因是笔者一再指出的知识短缺。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相比，今天我们又处在了一个新的世界，不少事物和现象是以前任何时代都没出现过的。比如，与70多年前全球人口大部分还生活在农村、全球总体上还可称为“乡村社会”相比，如今全球人口超过50%已生活在城市，全球总体上已是“城市社会”。诸多新生事物和现象叠加，使这个世界的复杂程度远超历史上的任何时候。但人类观察世界的视角和方法更新并没那么迅速，想要适时做到用确定性的知识来处理不确定性显著加剧的世界，实在太难。

从科学角度说，任何模型都有边界，量变一定会引起质变。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一度象征确定性的西方知识和话语体系，不仅已解释不了世界，甚至连解释自己都变得困难。在当今这样一个前所未见的工业化、信息化社会，古往今来所有的模型、概念、分析范式、知识体系都不够用了。战略是对全局的考虑和筹划，需要综合考虑各种事实来进行权衡选择，但在新的知识范式出现之前，国际舞台上的政治人物和专家学者们，很难做到准确把握各种事实及其之间的关系，因而也就难以做出恰当的战略筹划。

另外一个原因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政治生态的演变也妨碍了战略家的产生。“民主的第三波”带来政治参与的普遍化和契约关系的拓展，但也带来了政治决断的平庸化。民主政治所形成的“毒贩”(政客)与“瘾君子”(选民)的同盟，使民众一味要求持续的福利增长，而政治家为自身前途考虑只顾眼前民意，既无意愿也没能力为国家做长久打算，那些有这种意愿的政治家，则几乎没可能获得民众支持。战略也是对未来长远的考虑和筹划，而民主的精致化导致了“政治过度”，使得政治丧失了规划国家未来的功能。

契约关系的泛滥式拓展损害国家长命久安的情况，曾见于罗马帝国晚期。罗斯托夫采夫描述道，罗马帝国晚期出现“大众社会化”与政治文化的颓废，表现之一就是以法庭辩论为代表的法律精神在罗马的衰落，法庭和判决被辩论所左右，而辩论取决于喝彩，“那位被喝彩得最大声的，就是最差劲的辩论家”;表现之二是朗读会的流行与素质低落，使贵族的节制精神衰败，“群众的君临与专政、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令人意外地具有亲近性”。这种景象，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并不陌生。

不单是时代的缺憾更是风险

一个战略家稀少的时代并不仅仅是一种缺憾，更是一种危险。那意味着几乎没有人能为国家和世界的未来命运做出思考筹划，因而也意味着世界将要面对一个极其不可捉摸的未来。征诸历史，世界在大多数时候都是风险世界，而未来的风险往往潜藏在现在、需要及时有所体认和着手化解。也因于此，对未来长远和全局的筹划实在太重要了，如果不能做到这一点，将危险消除于当下，那么问题将越积越大，甚至可能在未来导致无法应对的失控局面。两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新的事实和事实关系来临之际，欧洲政治家们普遍无知无觉，没有想到着眼未来，在推进知识范式的更新中对现实做出纠正。

两次世界大战之际，一大批战略家纷涌而出，而他们在战争的状态下成批出世，也成了两场人类悲剧的注脚。这给后世的教训是，世界不仅需要适时更新知识，也需要有能力为未来做出筹划的战略家和先行者。

文明的创造、更新和复兴都由人来完成。征诸历史，任何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在其开拓文明境界的转折过程中，都会出现在知识、品格、理想、格局等方面具备特殊质地的新人群，他们准确把握时代脉搏，思想敏锐、意志坚决、敢于担当，深刻明悉国家发展方向，也洞察自己国家的国际追求，在各层面有力发挥引领作用。

以往一个世纪特别是其前期，中国曾一度迎来尚武精神的复兴，无论国民党的北伐，还是共产党的革命，都一改传统士大夫阶层只尚空谈、不尚行动的旧习，为中国的重新统一和走上富强之途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这种在压迫中迸发出来的血性，绝非出自旧文人的救国自觉，而是新知识阶层在肉体和精神上得到武装的结果。

过去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中国的社会阶层渐趋分化，社会形成不同利益群体，但适应时空变化、具有博大视野、扎根于中国文明五千年血脉、同时深怀世界抱负的新人群，还未大量出现，而变化的时代恰在呼唤这个新人群的出现和壮大。最近这些年来关于中国“鹰派”“鸽派”的争论反映了中国社会在当下时刻的某种呼声，可能也预示着具有高度文明自觉的“新人”将结束目前的零星个体状态，在各个领域成批涌现。

无论对于一个国家还是广大世界，这个有能力引领潮流的新人群的现身与登场，都是建构梦想和实现发展的重要保证。(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