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生也相信“高考改变命运”
国外参加考试的考生（来源：网络图片）
【编者按】
中国的高考刚刚落下帷幕，高考对于中国的考生而言意味着人生的转折点。对于美国而言，美国学生拿到大学的通知书同样意味着命运的转变。通过将美国大学生的申请书与中国大学生对高考的自述进行对比，不难发现，“高考改变命运”的“真理”贯穿中美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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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资源早已经分化，不同阶层的孩子接受不同的教育资源。抛开精英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教育，考上大学对于美国低收入群体而言几乎是唯一可以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大部分时候，我们看到的美国教育是在强调学生快乐学习、主动推销自己，然而，这般教育方式对于低收入群体是可望不可及的。这些丰富的教育资源仅仅只存在于精英阶层或者部分中产阶级，对于中下阶级，考上大学对于他们而言才只是获得较好的教育资源以及拥有可以跨越阶级的机会。对精英阶层而言，上大学意味着去拓展自己的人生。对于中下阶层而言，上大学则意味着去改变自己的人生。
考生努力争得学习资源形象图（图片来源：搜狐网）
《纽约时报》每年征集美国学生关于金钱、职业和社会阶层方面的大学申请陈述，并发表其中最出色的文章。以下分别是即将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就读的乔纳森·阿巴比(Jonathan Ababiy)和计划就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左伊·索狄尔(Zöe Sottile)的申请书：
《不属于我的家，庇护了我的梦想》
我还记得6岁那年，光线填满宽敞的房间，我母亲手中吸尘器的嗡嗡声从一个房间飘到另一个房间。我还记得9岁那年，我常常懒洋洋地躺在长沙发上，看迪士尼卡通片，电视机有过道内的冰柜那么大，放在墙上的一个山洞大小的内嵌空间里。我还记得12岁那年，每个房间都挂着在西班牙乡间拍的家人照片……
我喜欢那栋房子。我喜欢阳光透过窗户倾洒进来的样子，仿佛可以扫清所有愁云。我喜欢自己总是可以在任何一个平面上找到一本书或杂志。
但我母亲使用的吸尘器不属于我们。我们从未付过有线电视费。照片拍的不是我的家人。我一周只能见到一次自己清理的地毯，我从未穿过自己折叠的色彩柔和的衬衫。那栋房子不是我们的。我母亲只是清洁工，而我是她的帮手。
大约20年前，我的父母以难民的身份从摩尔多瓦来到美国。我母亲做过许多种兼职工作，但我一出生，她就认定自己需要做点不一样的事情。她在报纸上登了一份提供房屋保洁服务的广告，成为一名清洁工。
她整日戴着天青色的乳胶手套，操着蓝色的胡佛(Hoover)吸尘器，给仿佛有几英里长的地毯除尘。她擦过的所有镜子没准可以堆叠成那种由菲利普·约翰逊(Philip Johnson)打造的亮闪闪的摩天大楼。
透过那两位教授的房子，可以一窥（更富裕的）另一半人的生活。他们很少待在家，于是我便观察他们留下的痕迹：摊在厨房桌子上稍稍发皱的《纽约时报》，满当当的私人图书馆中翻到一半倒扣过去的书，总是停留在国家地理频道的电视。
他们的家是为我的梦想提供庇护之处。在那里，我这个戴着眼镜的电脑迷从《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上知道了一个名叫硅谷的神秘地方。在那里，我这个移民的儿子读到了一个名叫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年轻参议员立志做美国总统的消息——他也是移民之子。我从他们家看到过的生活告诉我，在美国，移民也可以成功。
最终，吸尘器的吸力养活了我们一家。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是因为我的妈妈往美国梦的公式中倾注了太多劳动。她用蓝色胡佛吸尘器为我的生活撑起了一片天。有朝一日，我希望能用自己的毕业证书为她撑起一片天。
《戴尔和Macbook，我的身份和阶级困境》
最让人兴奋的部分是那台笔记本电脑。妈妈从我手上夺过厚厚的信封，读出菲利普斯学院唐氏奖学金(Tang Scholarship to Phillips Academy)带来的各项好处：四年学费全免，一次免费的夏季出行，每周发放20美元——可以用来买我心心念念的奇多(Cheetos)和指甲油，最后还有一台免费的笔记本电脑。
我以前一直没有自己的电脑，对我来说，这意味着我将进入一个充满新可能的世界。据我所知，我是我所在的公立中学里唯一一个去精英寄宿学校读书的人，这感觉就像是被邀请加入一个门槛颇高的俱乐部。
但我与笔记本电脑的爱情故事却就此戛然而止。在图书馆里，我正在笨手笨脚地找地方，却看见朋友们都掏出了一台MacBook。每台都像张纸一样薄，似乎没有重量。而我的笔记本电脑重得让我背疼，还会像一只累坏的狗一样不停喘气，与这里明显格格不入。我原以为这台电脑是我进入安多弗精英世界的门票，结果却发现，它真真切切地暴露了我外来者的身份。
在很长的时间里，这一直都是我在安多弗的难题：*总是一名局外人。我跟更有钱的朋友一起出去玩，会因为与他们生活差距太大而茫然若失。当他们在布拉格或巴黎度夏时，我在纽黑文附近的众多二手店里忙着淘东西。全额奖学金与全额支付学费之间的差距让人感觉无法逾越。*我清楚地意识到，戴尔笔记本掩盖了我的特权，Mac则隐藏我的财务需求，这让我明白了同学们看似简单的外表下隐藏着什么复杂的故事。我是一个受益于文化、社会经济和种族特权的全额奖学生：我的经历并不容易，但它依然是我的故事。
因一纸大学通知书而获得受益于文化的机会，用一张毕业证为自己的家庭撑起一片天。这大概就是美国高考为低收入群体带来的改变和厚重的意义。
中美高考对比图（图片来源：搜狐网）
相比于美国教育下长大的孩子，中国孩子的故事对我们更加熟悉一点，但其中隐含着的一些类似的逻辑却仍然能够引发我们的思考。以下是一名中国考生对高考的自述：
我的高中母校是一所毛坦厂中学式的学校，当然，如果严格进行比较，可能我就读过的高中算是毛坦厂中学的低配版。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对于高考的总体感觉是一场基于恐惧导致的攻击，而且这样的攻击必须获胜，没有后退余地。
相比备考前的种种，高考背后的意义则更加深刻，它决定了我们可以上什么层次的学校。虽然对考生而言，高考是一种充满恐惧的存在，但成功跨越高考之后，人生的开放性就显现出来。的确，高考之于我，就是一种工具，从知识到思维方式，从人生观到心智成长，高中应试教育的效率其实极低。但借助高考这个工具，我进了一所名牌大学，而这也在客观上奠定了我之后的许多人生际遇。
高考的本质特征就是竞争，所以，很可能“成王败寇”。因为进入一所不错的学校，所以我得到了不错的教育资源，我十分尊敬的几位老师，都是77级、78级的大学生，他们都毕业于北京大学、杭州大学这样的知名高校。而课堂内外与他们不断交流之后，我逐渐发现了自己的学术兴趣、人生志趣。
我享受了高考带来的好处，应该感谢高考。
*众所周知，中国的大部分考生在高考前要经历许多炼狱般的学习，美国的考生也同样要为SAT考试（等同美国高考）花费大量精力。如此般残酷的竞争原本应该是让考生心生恐惧和“怨恨”，*但是在他（她）们的文字却都透露这对此的感激。这也不禁令人深思高考改变社会阶级的现象已不仅仅只是针对中国，对于美国而言亦是如此。
教育历来是社会地位筛选的主要渠道，在中国更是如此。目前，中国大陆最主要的教育筛选机制就是高考。自 1977 年恢复高考以来，该机制成为社会地位流动的最为正规的渠道，获得中产地位的很多体制都与这条主渠道接轨。
如考取公务员(课程)、律师、注册会计等等，都有高等教育学习的要求。又如，户籍制度与高考相配合，只要考上大城市的好大学，即使北京、上海这样的户籍控制极其严格的城市，也都可以转户口。
清华大学数据证明，迄今为止，中国农业户籍转为城镇户籍( 非农业户籍) 的三种最主要的渠道是: 升学参军的占 23.9%，家属随迁的占 22.6%，招工转干的占14.9%，其他的渠道包括购置房产、征地拆迁、城市扩建、积分落户、投资落户等等，比例都很低。
所以，千千万万的家长们最为期盼的就是孩子能够通过高考上好大学实现社会地位上升。
*美国是个有严重阶层区分的国家，各社区按房价自然分开，在某种意义上是事实上的种族和贫富隔离。公立中小学的经费主要由所在学区的房产税而来，*这意味着两点：第一，富人区的学校更有钱，可以请更好的老师、用更好的设备、有更高的教学水平；第二，学生们其实是在跟自己同阶层的人一起上学。
我们大概可以说，现代教育可以简单地分三个层次，对应三个阶层：底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具、以找工作为目的。中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工艺品，以提升个人价值为目的。上层家庭对教育的期待是培养主人翁，以欣赏、选择和改变周围世界为目的。
现代流水线式的教育只能把人送到第一层；想要进入第二层，家庭必须出力，争取去精英大学；而第三层，则几乎完全是家庭和个人的事情，学校教育的作用很小。
这么说来，如果生错了阶层，尤其在美国，上学岂不成了无比憋屈的一件事情？
素质的确是可以遗传的。现在科学家有充分的证据证明智商可以遗传，再考虑到家庭环境的作用，大多数情况下，人不太容易超越自己父母的阶层。
但人之所以不是机器，就是因为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基因加环境也不能把人完全定死，人总有自由意志。大多数情况下如此，但每人都可以不必如此！
是的，人很难突破客观条件的限制。可是如果人人都按照这个剧本演出，世界就太没意思了。（整理/梁凯燕）
（综合纽约时报、中国青年报、搜狐网、腾讯网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