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德瑰：自取其辱的人权自负

日本一向重视人权外交，但却与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经常发生冲突。本月12日，联合国言论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大卫·凯伊在人权理事会第35次会议上，就日本人权状况进行报告，指责日本在部分历史问题上的言论空间十分有限，并存在政府介入教科书审定的情况。对此，日本常驻日内瓦国际机构代表部大使伊原纯一立即用英语反驳说，日本的教科书检定制度是以专业性、学术性调查为基础的，政府根本没有介入余地。

伊原之所以要“理直气壮地”反驳联合国的指责，是因为他认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损害日本的形象。日本重视人权外交，并于2005年专设人权问题担当大使，日本多年来除在对朝鲜外交上把绑架问题与人权问题挂钩之外，还不时批评其他邻国的人权状况，以先进国家姿态，推行价值观外交，在人权问题上以十足的优越感看待其他国家。因此，不管是谁，如果指责日本有道德污点，他们就会立即予以反驳。

比如2013年5月22日，联合国禁止拷问委员会指出日本警察太过于重视犯人“自白”，羁押时间过长，说这是“中世纪”的残余。当时的人权人道担当大使上田秀明立即用英语反驳说，日本不是中世纪，是人权领域的最先进国家。上田还对会场上的嘘声高声喊道：“不许笑!闭嘴!”

然而与日本一些人良好的自我感觉相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似乎并不认为日本是“人权优等生”。该机构不止一次指责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消极态度，认为日本政府只强调自己设立了亚洲女性基金，并表示关心和同情慰安妇，但问题本质是其对待这种有组织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的态度。

人权委员会曾批评日本政客时常发出对慰安妇的侮辱性发言，还指出在日本提起的所有关于慰安妇的赔偿诉讼一概被拒绝，而针对加害者的刑事责任诉讼也一概以“超过时效”被拒绝。该委员会说，日本当局的傲慢态度其实是对被害者的二次伤害。

日本人有耻感文化，比较重视自己的形象，不允许任何人在人权领域黑自己的国家。尤其日本右派对于有关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一向反应敏锐，并一概进行否认，还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干涉媒体的言论自由。比如，2001年1月30日，日本放送协会(NHK)播出纪录片《战时的性暴力》，节目虽是在大量资料基础上制作的，但右派得知消息后，在节目播出前向NHK施加压力，理由是该节目有损日本国家形象。自民党“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思考青年议员会”也对NHK施加压力。在政治压力下，最后播出的节目内容并未对日军在战争期间的性犯罪证据给以充分展现。

2012年12月18日，安倍第二次组阁后，他的亲信——日本最大右派组织“日本会议”重要人物卫藤昇一就为其起草一份“内阁政治工程表”，其中包括撤销“河野谈话”的内容。“河野谈话”是1993年日本政府承认慰安妇事实并表示道歉的官方表态，但日本右派政客和媒体对慰安妇问题一直死不认账。

日本一小撮右派在历史问题上与国际良知背道而驰，从而使日本人权外交陷入尴尬境地。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早就提醒日本，如果在历史问题上态度不端正，势必损害日本的软实力，但有些人好像并不在乎。他们采取鸵鸟政策，以为只要矢口否认，日本就是清白的，全然不顾被害者感受和人类良知，然而，这样做的结果却只能是自取其辱。(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