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嵎生：1989年，我与巴拿马外长谈“建交”

编者按：13日早上9点(当地时间12日晚上8点)，在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巴拿马总统巴雷拉发表电视讲话，宣布与中国建交。据此，前驻哥伦比亚大使王嵎生给我们分享了他难忘的外交经历。这样看来，中巴两国关于“建交”的外交讨论，至少要追溯到1989年了……

巴拿马是个不大的国家，面积近八万平方公里，人口也只有200多万。但它连接中美洲和南美大陆，是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道，举世闻名的巴拿马运河被誉为“世界桥梁”，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巴拿马原是哥伦比亚的一个省。1903年，美国同哥伦比亚签订由美国修建和租借运河条约，哥议会拒绝批准。不久，美军便在巴拿马登陆，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成立巴拿马共和国，美巴签订不平等条约，美取得修建和经营运河的永久垄断权和运河区的永久使用、占领和控制权。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巴拿马人民反美爱国斗争不断发展，要求收回运河区主权。1977年9月，美被迫同巴签订了新的《巴拿马运河条约》，并于次年批准生效，规定两国官员组成运河管理委员会;运河区的司法和移民机构以及海关和邮局等将逐步交由巴拿马管辖和经营;1999年12月31日新条约期满后，马将全部承担对运河的管理和防务，美军将全部撤离巴拿马。

我国对巴拿马爱国正义斗争一直深表同情和支持。中巴两国曾有过不少关于关系正常化的接触，但由于美国的特殊影响和微妙的控制，巴拿马一直同台湾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托里霍斯将军执政时期，中巴关系正常化呈现着较好的发展势头，但不幸托里霍斯于1981年7月因飞机失事遇难身亡。此后双方虽续有接触，但势头已减。

继续寻求和探讨中巴关系正常化是我国的一贯政策。我作为新中国在这一地区工作的大使，当然也义不容辞。

1988年，我自尼日利亚调任驻哥伦比亚大使。从使馆朋友的名单中，我发现了巴拿马外交部长里特尔的名字。他有中国血统，母亲是中国人，他的夫人是哥伦比亚人，在哥工作，子女也都在哥学习。他几乎每周都来哥伦比亚度周末。为了打开对巴拿马的工作，我和我夫人杨帆花了很大力气做他们一家的工作，经常礼尚往来，关系日渐加深。他那身上流着中、巴、哥三个民族血液的女儿长得十分可爱，集中了三方的优点。有时她也是我们的“小客人”，为我们的感情交流更增加几分欢快的气氛。大约半年以后，我们开始很自然地交谈各方面的问题，特别是两国情况和有关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1989年上半年，在一次家宴上，他相当严肃地表示，愿邀请我作为他的“私人朋友”访问巴拿马，讨论建交问题。同时他明确强调，希望分“两步走”。

当时，美国国内有一股强大的势力不满新运河条约，不甘心让巴拿马在本世纪末收回主权，布什政府对巴拿马政府采取了与卡特政府不同的态度。巴拿马的诺列加政府处境十分困难，面临美国直接干涉甚至入侵的危险，确有同我发展关系、取得我支持以牵制美国的愿望。与此同时，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台湾当局趁机加强“弹性外交”攻势，并在拉美地区个别小国有所得手。西方一些国家也企图孤立我国。为了拓宽外交阵地，当时我国一面在同印尼谈判复交，一面也积极准备打开同巴拿马关系正常化的局面。根据国内指示精神，我当然表示很高兴接受邀请;同时告诉他，中方对建立和发展中巴关系持积极态度，愿意听取和研究他关于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设想和建议。我问他，两国关系正常化的主要障碍究竟是什么，巴政局动向到底怎样。里表示，障碍主要来自何方不言自明，巴处境十分困难，有被入侵的危险。不久，里又重申对我的邀请，并表示已准备在10中下旬接待我。

正当我积极准备赴巴访问时，巴拿马外长突然易人，卡姆(CUM)外长上任。我当时感到失望，因为尚不知他是何许人也。而且，一般说来，往往是“人一走，茶就凉”。重新热茶，需要时间，可时间又如此紧迫。此事真叫我愁眉不展，吃不好睡不香，苦无良策，决定观察一下再说。

第二天上午，我的礼宾秘书忽然通知我去接巴拿马外长的长途电话。我开始有点纳闷，不知是老外长还是新外长。但很快就明白了。对方首先自我介绍说，他是巴拿马昨天新上任的外长，重申前外长里特尔对我的邀请仍然有效，邀请我11月初访巴就两国关系进行“实质性会谈”。我首先热烈祝贺他当选外长，并表示接受他的邀请。

这是个难得的机会，需要采取果断的决策。但说实在的，当时我真摸不清巴政府对发展两国关系的意图和具体设想。它是真的要进行建交谈判，还是仅仅一般性地要发展两国关系，要求我支持;如系前者，它是要分步走，还是一步走。

因此，准备工作十分繁重。除了深入了解情况外，还需要提出建议和对策，最核心的是如何看待和处理“分步走”的问题。我国在建交问题上，一贯是坚持原则的，但策略上也有一定的灵活性。中美建交前就有过在特定条件下的“联络处”，同日本有过贸易备忘录办事处，同新加坡和沙特也有过类似的情况。同巴拿马是否也可沿袭这些先例，这就要看具体情况，把握时机，果断决策。当时国内指示非常明确：要力促诺列加政府在两国关系上迈出实质性的步子，一步走。但也要考虑巴方的实际困难，设法帮助解决。

11月初，我带着政治秘书刘峻岫等三人如期悄悄地到达巴拿马城。机场上没有鲜花，没有欢迎的人群，但湛蓝的天空、和煦的阳光，给人一种祥和的感觉。巴外交部对外政策司总司长卡尔德隆女士和礼宾司总司长到机场迎接，并全程陪同我在巴的访问。我们被安排住在一家据说是最好而又最安全的旅馆。礼宾司长告诉我，我们实际上是“总统府的客人”，一切费用同由总统府支付，保卫人员也是从总统府和诺列加卫队中抽调来的。随后我们就发现我们住房门口有三四位身强力壮的便衣人员24小时轮流守卫，两个帖身保镖与我寸步不离，态度非常和蔼可亲。卡尔德隆女士私下对我说，美国和台湾方面已知我要来访，台方“大使”宋长志(前台湾当局“国防部长”)，这些日子“象热锅上的蚂蚁”，一天要给巴外交部长打几次电话，到处奔走游说，要求取消这次访问。美方也配合施加压力。但巴政府态度坚决，不为所动。

从接待规格以及卡尔德隆女士谈话情况看来，我感到巴方对这次访问非常重视，可以说是“寄予希望”。宋长志的焦虑不安以及四处活动，固然可能增加阻力，但也足以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巴方对待中巴关系正常化，这一次很可能要动真格的了。

当天下午，卡姆外长即同我举行第一次会谈。卡姆强调，巴拿马政府重视同中国的友谊以及中国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作用，一直希望能实现同中国关系的正常化。但由于种种中国朋友也知道的原因，未能如愿。现在应该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了。巴正面临强大的外来压力和威胁，经济上也十分困难，需要中国的支持。不过在建交问题上，希望还是分两步走。否则，步子迈得太快，可能招来麻烦，特别是台湾方面可能采取报复措施，巴经济上将蒙受重大损失。希望中国方面能体谅巴的处境。

由于事先对巴方有关情况和考虑已比较了解，国内指示也十分明确，我首先转达了钱其琛外长对他的祝贺和问候，希望两国关系在他任期内能有“实质性发展”，接着从容不迫地表示，我们完全理解巴面临的困难和处境，愿意在政治、经济上同它合作，包括向它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经援。但由于两国尚无外交关系，这些方面的合作，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限制。相信中巴关系正常化一定会使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得到全面的发展，这将有益于两国人民，有益于地区和世界和平。因此，在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上，我主张“一步走”。这样做对双方都有利，也符合世界潮流。中巴建交是两发展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友好合作的“必要前提”。我们两国之间已有多年接触，两国建交应有一个“政治决断”，中方愿在一步走的基础上听取巴方对发展两国关系的设想。卡姆听后表示，希望次日再会谈一次。

当晚，卡姆外长为我们一行四人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晚宴。为了避开记者和美、台人员的耳目，宴会地点选在郊外一处偏僻的地方风味餐厅。巴外交部总司长以上的官员全部出席，教育部长和农业部长也出席作陪。晚宴气氛友好、诚挚、热烈。卡尔德隆女士对我说，“我们选择了一个宁静的环境来欢宴大使阁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之间真诚热烈的友情。”

席间，卡姆外长发表了简短而热情友好的讲话，不少官员同我们好象“一见如故”，畅谈对新中国的好感和向往，以及他们对台湾方面的鄙视和对美国的不满，但也谈了不少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困难。我也趁机向他们介绍了我国对外基本方针和政策，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整个气氛十分融洽。在外交上，宴会只是一种形式，其丰富的内涵和乐章要靠有心人去体味，去谱写，有时要认真地去听“弦外之音”，有时一些事的解决“心照不宣”，甚至“尽在不言中”。这次宴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巴方强烈渴望两国关系正常化，但吃不准我方究竟能付出多大的代价。

宴会之后，我们又去拜访了一些知名的爱国华侨。他们听说我来到巴拿马并负有特殊的使命，很是兴奋，纷纷向我们介绍巴政府的困境以及宋长志如何焦躁不安，说连那原已订好的为200华人青年举行的大型晚宴都取消了。希望我们能抓住机会，争取两国关系正常化，为在巴拿马的近10万华人造福。

回到住处已是午夜。我们四个人一起回味和分析了一天的活动，并为第二天的会谈作了认真的准备。因为进展比较顺利，大家心情十分舒畅。谈起郊外那静静的一隅，我们同行的一位年轻的秘书情不自禁地轻轻哼起了一首古老的俄罗斯民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不过她把词改成了：“深夜花园里四处静悄悄，只有宴会在进行着，气氛多么好，令人心感动，巴拿马郊外的晚上”。

同卡姆外长第二次会谈一开始，我就开门见山，表示我方完全理解巴方的处境，并真心诚意地愿意伸出友谊之手，但是没有外交关系，或只有“半外交”关系，局限性是很大的;强调希望巴方领导人能不失时机地作出明智的“政治决断”。至于巴方的实际困难，我已充分考虑过。中巴建交后，我将做努力，使巴拿马不致因同台湾当局“断交”而蒙受经济损失;同时，我对巴同台保持纯属民间性质的经贸往来不持异议，也不反对台及其公司在巴投资;巴拿马的香蕉、白糖不是我当前需要进口的商品，我国对非建交国也不搞政策性进口，但建交后我国政府会根据需要和可能积极考虑如何帮助巴拿马解决这一困难。卡姆外长听到这里笑逐颜开，连声说“这就好办了”，他马上要向总统和诺列加将军报告。

第三天我就会见了巴总统和诺列加将军，与总统的会见是礼节性的，他表示听说会谈顺利很高兴。诺列加同我热烈握手，并明确肯定其外长同我的会谈，表示赞同两国关系“一步走”。诺在当时被称为是“强人”，但给我的印象并无将军的威武风度，说话有点腼腆，可态度明朗、坚决。我根据国内指示，首先转达了对他的问候，明确谴责美国干涉巴内政的粗暴行径、特别是插手“10.3”(十月三日)未遂兵变。我还送给诺列加一对中国著名的景泰蓝花瓶，而且开玩笑地说，中国景泰蓝不仅精致、美观大方，而且十分坚韧，象征着一种人的性格。诺会心地笑了。他同我会见后，还领我观看了“10.3”兵变在他办公室墙壁上留下的累累弹痕，说决不能让这种事重演。

后来我又同卡姆外长举行了一次单独会谈，大体商定了他应钱外长邀请访华的日期以及准备签署的几个文件，其中建交公报等文件由我方起草，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由巴方起草。大事解决后，我们轻松愉快地游览了巴拿马市容，参观了美国人控制的巴拿马运河区，拜谒了托里霍斯将军墓，还到科隆自由区看了中国巴拿马贸易中心。一周后回到圣菲波哥大。

不幸的是，正当我准备回国参与接待卡姆外长的前几天，12月20日凌晨美国直接出兵入侵巴拿马，推翻了诺列加政府，建立了新政权。当我凌晨从电视新闻中看到这一消息时，我极度伤心和愤慨，感到“功”败垂成，结果实际上还是美国帮了台湾当局的忙，使中巴建交进程在关键时刻不得不再一次中断。没有想到，曾经被视为抗美的诺列加不久便成了美国的阶下囚。当时我几乎要仰天长叹：悲哉，诺列加!

诺列加的一页已成过去。我不想对他作“人物评价”，他的功过自有世人评说。但我在巴拿马的七天经历和使命至今仍历历在目，令我终生难忘。中巴关系虽几经风霜，但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割不断的。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也是迟早要实现的。(作者是前驻外大使、环球网特约评论员)

文章原载于作者著作《一个大使的成长与思考》，原题为《一次难忘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