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这个新世界，中华文明价值凸显

2016年的世界，“黑天鹅”现象接连不断。尽管事情都已过去，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沮丧、怀疑甚至恐惧却久久无法散去，人们需要重新确立理解世界的路标，定位世界发展的逻辑方向。

二元的世界

近代以来的世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在欧洲人的路灯下，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会为世界确立了民族国家之间的权力政治游戏。不管是第一波全球化浪潮下欧陆列强瓜分世界的权力斗争，还是二战后美苏两大阵营争霸世界的游戏，民族国家、领土、主权始终是不变的主题，宗教、道德、文化等非领土性权力都被排斥在国际政治游戏之外，国际政治被现实主义大师们简化为围绕权力的争夺。

进入21世纪后，近代五百年以来确立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发生革故鼎新的变化，在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双重冲刷下，世界的传统分界线受到侵蚀。世界政治的主题正从国际政治中的“大国政治悲剧”，走向世界政治中的“世俗世界”与“神圣世界”的“二元政治”。全球化浪潮将整个世界在物理空间和物质起源上连为一体的同时，在社会生活和精神世界却种下了诅咒。

全球化浪潮将人们的社会生活分裂为有着楚河汉界的两种人。一方面，世界出现了权贵复合体，有权的精英和有钱的贵族合流，共享全球化所创造的财富。另一方面，全球化释放出的巨大产能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过剩，社会分化越来越严重，那些被全球化抛出核心舞台的失败者、输家变得怨天尤人。于是，繁花似锦的伟大时代难以收服竞争输家们不甘心的抗争，他们最终在全球化的心脏地带爆发了，如何补偿这些输家的利益，已成为当前和今后全球化无法回避的课题。

与此同时，信息技术革命则进一步将生活在同一地球上的人们打入不同的精神世界。数字技术、社交网络、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诸如此类的新技术层出不穷，在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把人们分封在不同的精神空间。宗教、道德、种族、族群、文化等不同社会符号，在信息技术革命的武装下重新粉墨登场，以各种不同方式在全球化舞台上表述着极端主义、民粹主义、原教旨主义等政治话语。在这种背景下，我们看上去好像生活在同一时空，却有着不同的精神内容。

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二元世界里，人们却面对着同样的全球性挑战，比如不断加速的城市化、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能源资源紧缺引发的各种矛盾、全球气候变化的肆虐、全球产能过剩的煎熬、宗教和族群矛盾的回归，所有这些矛盾被压缩在同一个时空中。可以说，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将机会与挑战、机遇与风险合二为一的新世界，要求我们确立新的思维和行动逻辑，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

复合的外交

这个二元的世界要求我们确立与时俱进的外交思维。显然，断言传统的外交游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还是鲁莽的，无论是朝鲜半岛局势，还是中东地区纷争，台前幕后都还不时凸显大国的外交角色，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战略互动仍然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也的确还是世界外交舞台上的主角。环顾世界，基于实力分配原则排列的国际体系结构，仍是影响各国外交行为的关键。这些现象都可以用一个理论解释，那就是势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任何国家的外交方略都需要建立在权衡国际力量对比的基础上，脱离这个实际而妄议外交，非但不能为外交助力，反而会添麻烦帮倒忙。

在承认势力平衡原则的前提下，也的确出现了一个非传统的外交轨道。比如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在纽约会见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就是用商业外交打开中美外交关系局面的一种尝试。再如刚刚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专门设立了“智库交流”分论坛，在G20、全球气候变化进程、国际金融改革等众多外交场合，人们越来越频繁地见证了非官方民间因素的魔力。一句话，正因国家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活跃在国家间关系中的诸多非传统社会因素越来越成为各国外交的生力军，整个世界正在迎来一个“传统外交”与“非传统外交”并行不悖的“复合外交”时代。

中国的贡献

面对二元的世界和复合的外交新形势，中国人正在复兴古老的智慧，在世界舞台上推出一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理念。无论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还是从方法论和价值论，古老的中华文明中都蕴含着启迪未来的外交智慧。

在本体论上，中华文明强调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辩，找出一个实现天人合一的方案，无论是实现小康，还是天下大同，都是此种哲学本体论的产物。在认识论上，中华文明从来没有孤立、静态地看待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始终强调全面、动态的互动关系，这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论几乎一致。在方法论上，中华文明强调中庸之道，倡导关系理性，认为“过犹不及”，强调不要走极端，要通权达变。在价值论上，中国一直推崇家国情怀，反对个人利己主义，希望行君子之道，国家走以德服人的正统王道。所有这一切，归根结底都是致力于吸收中华文明的优秀营养，推陈出新，不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复兴。

我们在强调中国贡献的时候绝不走向“中国中心主义”，无论是合作构建“一带一路”，还是参与推动全球治理，中国都是关键角色之一而非要当绝对的领导者。中国需要做的事情，是在稳定非传统外交伙伴的基础上，与城市、企业、智库、大学、媒体和非政府组织等建立紧密的伙伴关系，建立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就是中国外交拓展非传统外交的过程，中国外交必将走向国际化、伙伴化和网络化。包括大数据、云计算、社交网络和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术普及，将推动中国外交走向复合型和网络化的新时代。这在中国如此，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作者是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