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资本和公权力如何泾渭分明

前段时间热映的反腐剧《人民的名义》，让公众对以主角“赵瑞龙”为代表的资本力量有更直观的认识：他倚仗家族政治权力为所欲为，大搞利益输送，某种程度透着现实的影子。事实上，对于快速转型的中国来说，如何防止资本向政府公权力渗透，与防止政府官员利用国家公权力寻租一样，是同等迫切的任务。

在我国，资本不可能凌驾于政治之上

资本对公权力的影响是一个全球性的普遍现象，任何国家都存在，只是有性质或程度的不同。在西方国家，资本高于政治，资本主导着不同形式的选举机制，政府行政部门首长和立法机构成员的产生归根到底是资本在决定;资本还可以通过院外集团的游说，持续影响和主导政府的决策过程和立法过程。此外，西方国家的资本通常都会以创办媒体或投资媒体的方式来操控媒体。要而言之，资本凌驾于政治之上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应有之义。

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党的领导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了政治高于资本，资本不能控制政府和公权力。这是我国和西方国家根本区别之一。

但只要社会中有资本存在，资本对政府公权力的影响和不法官员的权力寻租就有可能出现。所谓腐败，既是违法官员滥用公共权力寻租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本通过腐蚀公权力获取不法利益的过程。所以，资本渗透或收买公权力是腐败得以发生的条件之一。从十八大以来中央查处的各个腐败案件看，几乎每一个腐败官员都和社会资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公私界限有待清晰化

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腐败现象外，中国社会对国家公权力与市场、与私权力的边界还有待进一步的明晰化。目前，在社会的某些领域，公权力与市场、与私权力之间存在一些模糊状态。这对维护公权力的廉洁、维护市场的公平是不利的。

此外，政府公权力与资本的交融也处在某些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过程中。我国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要快速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招商引资不仅现在是必须的，在将来也还需要坚持。但是招商引资过程中，一定要有更多法律上的规范和透明。在某些地方，一些政府引来的大企业通常都是政府的座上宾，政府有时会为了政绩和经济数字，可能会牺牲公共利益和长远利益来迎合资本的需要。

对思想领域的渗透值得关注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在十八大以后中央持续高压反腐的政治环境下，资本影响公权力的形式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逐步开始转向思想领域，公权力与资本力量主导的民间智库间的关系非常值得关注。一方面，大量优秀民间智库对经济发展，对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角度提出不同的政策建议，确实可以成为体制内智库的补充。从这几年的实践看，民间智库发挥的作用是相当积极的。

但另一方面，发展民间智库仍需做到公私分明。在中国今天的社会结构中，应尽量避免由国家、政府、事业单位直接跟一些民间智库进行大量合作。与经济中的混合所有制不同，公共机构跟民间智库直接合作存在着一些潜在弊端。

由于中国是一个强政府社会，执政党和政府拥有强大的社会资源和声誉，这种混合方式容易给社会一个误导性印象——即使智库是私人资本出资，一般公众还是很容易将其误认为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影响，往往很难厘清其中公与私的关系。不仅如此，资本始终是有利益的，公私一旦混合，就很难防止出现政府受资本误导的情况，进而影响决策。

因此，作为公权力的政府和民营资本控制的智库之间，应该泾渭分明，二者间的关系应是商业性的甲方、乙方关系。

除智库外，前几年有资本向媒体渗透的迹象。按照西方媒体的视角，媒体是第四权力。而在中国，媒体必然会带有公权力的色彩，甚至是公权力的一部分。如果资本渗透进来，可能会打着“党办媒体”的旗号推销自己的“私活”。这个问题值得注意，最近中央也采取了相关措施。

私人搞文化产业和文化研究方面，只要有法律监管，也是需要鼓励的。毕竟社会要有活力，离不开民间力量参与。此外，民办教育体系也应被纳入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之中，不应是游离在社会主义教育体系之外的一个飞地，而应成为其有机组成部分。私人资本办学需要鼓励，但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知识传授，也要包括思想教育。

只要有资本存在，其试图向公权力渗透的情况就会存在。资本的生存靠的是盈利，当盈利成为最终目标时，无论进行何种的社会活动，都有一种利益驱动。这种利益可能与全民利益有一部分重合，但一定有其自身的、不重合的利益。当资本进入到政治、文化、智库等领域，不可避免地会有私人利益与全民利益产生矛盾。这种情况一定要通过党的领导、政府管理和法律法规来进行规范，以及通过社会舆论进行监督。

总之，要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公权力和资本的界限需要分明。尤其是，资本不能直接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一条不能触碰的“政治红线”。(作者是春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