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战争反思：关键人物上台祸心蓄谋已久

蓄谋已久的祸心

——日本侵华战争反思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标志着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考察那段历史，不难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蓄谋已久，且有颇多战争预兆值得反思。因当时限于种种条件及日本的伪装，人们未必能看清楚，看到了也未必能确认。今天我们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在有关当时战争的一切几乎真相大白的时候，研究日本侵华战争蓄谋及战争预兆，更需要从中汲取教训，警惕历史悲剧重演。

侵略邻国的历史惯性始终没有改变，野心膨胀最终导致日本全面侵华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是其长期奉行对外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1868年实现明治维新改革后，日本在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道路。为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日本明治政府明确了一个思路，那就是到国外去“抢”。当时，明治政府积极推行“国民皆兵主义”，以实现向外去抢的战争准备;通过军事改革确立军国主义体制，以实现“对外用兵”的指挥领导;明确侵略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因为清国“地泽财丰”;根本遵循即所谓的“大陆政策”。日本对华“兵备之急，犹如渴饮饥食”。1895年4月，挟甲午战争大败清军之势，日本迫使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勒索白银2.3亿两，相当于当时日本4年的财政收入。凭借这笔赔款，日本建立了金本位制度，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由此，日本继续侵略中国的野心大大膨胀，其后的历届政府无不积极谋划推动侵华之准备。

1927年，日本先后召开两次东方会议，制定了《对华政策纲要》，对侵略中国东北作出具体安排。就在第一次东方会议之后，主持会议的首相田中义一提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第一次东方会议后不久，即爆发了“九一八事变”，日本吞并中国东北三省，并逐步蚕食华北部分地区，之后又挑起全面侵华战争。日本对华侵略胃口一步步变大，越来越猖狂，充分体现了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扩张政策的连贯性和军国主义掠夺的必然性。

因此，面对二战结束以来日本国内否定侵略历史的逆流，亚洲乃至世界人民有责任促其正视历史。因为如果不根除其侵略邻国的历史惯性思维和侥幸心理，不排除历史重演的可能。

狂妄的法西斯主义者上台执政，使其侵略主张上升为日本国家意志

不久前，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日本国内出现了引用德国纳粹头目希特勒所著《我的奋斗》部分内容的教材，以供学校选用。日本政府对此熟视无睹、听之任之，态度暧昧，从而引发各界巨大争议和质疑。如果有人以为批评日本将《我的奋斗》作为历史教科书部分内容是小题大做，那么只能说明其对历史的无知与健忘。

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书疯狂鼓吹种族论，主张清除犹太人等所谓“劣等民族”，主张德国应该成为世界主宰者，主张对外夺取生存空间。1924年当希特勒出版此书时，西方大多数政治家仅把它当成呓语，并未对书中疯狂的语言引起足够警惕。直到二战结束后，才有人反思指出：如果当初欧洲能对《我的奋斗》作者希特勒上台，必然将书中灭绝人性的主张加以落实引起足够警惕，二战的悲剧也许不会上演。不幸的是，历史没有假设。历史学家诺曼指出：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每一页，平均使4700人丧命;每一章，平均使120万人丧命。

处于同一时代的日本，也有这样一批接受法西斯主义，并因随后主政而将侵略思想上升为国家意志、对外疯狂扩张屠杀的刽子手。1921年10月底，旅欧日本陆军军官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德国巴登巴登温泉聚会，商讨当时日本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第二天，东条英机亦从柏林赶到，继续商讨并加入密约。这4人主张对内整军备战，对外侵略扩张，鼓吹所谓“大东亚共荣”。此即著名的“巴登巴登密约”，它是日本军部独立的萌芽，也是日本政坛转向军国主义的起点。此后，4人先后联系驻瑞士武官梅津美治郎、驻伯尔尼武官山下奉文、驻哥本哈根武官中村孝太郎、驻哈尔滨武官松井石根等，组成11人的“巴登巴登集团”，并逐渐成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核心力量。这些人此后曾分别出任战时日本首相，以及侵华日军总司令，有的亲手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

由以上历史不难看出，当主张某种侵略思想的关键人物主政时，绝不能对之麻木不仁，掉以轻心。那些把《我的奋斗》中有关清除“劣等种族”思想当成梦呓的人，把类似“巴登巴登集团”侵略主张当成小儿科的人，最终都难免吞下历史苦果。

加入世界反动潮流并与之结盟，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国际动员

1936年11月，德、日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年之后，意大利也加入协定。该协定的主要矛头是针对苏联，同时也是对英、法、美、中等国的示威。它的签订，表明日本彻底加入当时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主张以战争为手段，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世界侵略集团，在反人类的反动潮流中同流合污、为虎作伥。三国轴心的形成，虽然分别以美、英、苏为假想敌，但日本首先想要征服的还是中国。为此，日本战争指导当局推行所谓的“南北并进”战略，认为在德意日三国结盟后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无论“南进”还是“北进”，都必须首先侵略中国。

为达此罪恶目的，日本加大战争投入，大造战争舆论。1937年度日本国家预算支出，比上年度增加30%，其中军费预算占整个预算近一半。同年1月，日本陆军参谋部在《关于对华政策给陆军省的建议》中，提出当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时，“准备予以致命的痛击，”公开制造侵华舆论。此后，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也提出要对中国“加以一击”，以免将来对苏开战时腹背受敌。总之，对华开战派与“对华一击论”的逆流，在日本彻底融入世界法西斯逆流之后，迅速在其国内抬头。

临战前频繁组织军事侦察和演习，夯实侵略计划的每个细节

为检验和完善对华侵略计划，增强军官指挥和士兵作战能力，提高备战程度，日本进行了多方精心准备。在军事理论上，进一步完善了“巴登巴登集团”核心人物永田铁山主张的“总体战战时体制”。同时，进一步完善对华侵略军事部署，对平津地区形成半包围的战略态势。西北面是日本关东军控制的伪蒙军8个师，正北方则是关东军一部，东北方则是日本的中国驻屯军。进入1937年，日本频繁在国内和已占领的中国现地举行各类演习，并多次进行对华作战图上作业。当年5月，日陆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清中将，还率领参谋部及幕僚，专程到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以便对图上作业演习进行具体化。与此同时，日军在华北现地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其中国驻屯军曾在北平南郊举行了由卢沟桥方向进攻北平的大规模演习。其连营级战术演习，几乎经常不分昼夜连续进行，实弹射击持续不断，可以说已经进入战争待命阶段。

日军以一名演习士兵失踪为借口发动“七七事变”，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借口罢了。反思1937年前日本的所作所为，其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二战后，日本国内并未对侵略行径和军国主义余孽做深刻反省和铲除，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一些政治势力总想突破和平宪法，频频为军国主义扯幡招魂，必须引起亚洲乃至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高度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