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文：不必渲染第一代农民工的悲情

美国《华尔街日报》最近刊文，描述中国第一代农民工人近暮年，但因缺乏社会保障而不得不继续工作。笔者认为，对第一代农民工的经历应致以崇高敬意，但无需渲染悲情。

大体说来，第一代农民工承受了2000年以前我国初级工业化、城市化的弊端，他们工作强度大，工资却不高，更谈不上社会保障。2000年以后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第一代农民工却因年龄和家庭生产周期等原因，不再具有劳动竞争优势，也就谈不上融入城市或步入中产阶层。就此而言，第一代农民工的现实处境值得理解，也应获得尊敬。

但从他们的生命历程看，渲染悲情大可不必。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民工潮”，应被视作那一代中国农民主动融入现代化的积极作为。如果国人不健忘，就该记得那时正是我国“三农”问题凸显的时期，较之留在农村务农，外出务工不啻为一项较优选择。

事实也证明，虽然城市务工条件差、工资不高，但敢于摆脱土地束缚的第一代农民工总体上获得了较好的人生境遇。他们顺利完成了家庭再生产，一些际遇好的还顺利融入城市并成为中产阶层。最重要的是，绝大多数第一代农民工都有退路，他们在农村有房有地，保留着社会关系，并和在乡的农民一样享受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

据笔者调研，第一代农民工并不会将城市生活作为生活参照，也不会将人生成败的参照系建立在那些原本就是城市居民或拥有稳定工作和较高文化水平的中产阶层之上。因此，第一代农民工回乡是有尊严的，其自我评价也较积极。

还应看到，中国人的行动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其家庭策略之一，是否“退休”也取决于家庭生产周期。正常情况下，他们暮年之时，也是子女成年之际。在家庭养老仍是我国主要社会保障机制的情况下，只要他们愿意，绝大多数都可安心“退休”。当然，同绝大多数国人一样，为了子女生活得更好，他们愿意继续工作。

我国已走过初级工业化和城市化阶段，农民工工资大幅提高，有关部门也在逐步建立农民工职业化机制。未来，第二代农民工一定会获得比第一代更好的人生际遇和社会保障，这又何尝不是第一代农民工的愿望。(作者是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