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亚文：世界遭逢知识危机，中国能做什么

笔者这几年在参加一些学术会议或交流时，经常有种强烈感受，就是很多人在说起中国、说起世界时，还停留在二三十年前甚至四五十年前的认识阶段。现实情况是今天的中国与世界都在发生重大变化，它们的关系也在激烈调整中。现在，中国已不得不考虑在世界上扮演新的角色了。

百年来中国再次重思与世界关系

放到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180年的历史看，这是中国第二次要从世界的角度审慎面对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第一次是在清朝崩溃前夕。鸦片战争让中国人发现自己器物和经济皆不如人，于是搞起洋务运动，以为把武器和经济搞起来就能跟欧洲抗衡。但甲午战争败给同一文明圈的日本，又让中国人觉得自己制度不如人，进而由“制度落后论”延伸到中国文化落在人后，整个中华文明体系都有问题。

思想的转变反映到实践，就是1905年孙中山成立了中国同盟会。从那时起，中国人想抛弃以往数千年来的帝国或文明-国家传统，而以民族主义的方式重建国家。民族主义思潮遂成中国主导性思潮，20世纪上半叶出现的两大主要政党国民党和共产党，虽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诉求上不同，但都是想在中国建立民族国家，以普通一员的身份进入国际社会。正是在当时精英阶层的普遍意愿下，19世纪末到20世纪上半叶，中国逐渐完成由帝国或文明-国家向民族国家的转变。

100多年后的今天，拐点又至，中国需要重新思考与世界的关系以及自身定位，原因仍然在于，当今时代遭逢近两三百年的前所未有之变。

笔者十多年前就提出：今天人类政治正在回归常规状态。所谓常规状态就是霸权逐渐崩溃、世界进入多中心甚至无中心状态。最近十来年，霸权衰败越来越明显了，世界的混乱状况也越来越严重。其中最危险的一点，或许在于大国关系愈发失去弹性，变得板结化。表现之一就是2008年欧美金融危机发生后，迅速向政治和安全领域蔓延。最近几年亚洲两翼不断加剧的混乱场面，包括乌克兰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蔓延和转移的结果。2003年伊拉克战争、2011年利比亚战争及随后的叙利亚内战、“伊斯兰国”兴起，不仅使中东乱成一团而且诱发了大国直接介入，世界局势怎一个“乱”字了得。

世界乱局背后隐藏人类知识危机

世界局势不断加剧的混乱反映了两种全球性问题：一是霸权崩溃与全球治理危机，以往的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者一步步退场，全球秩序陷入失灵，新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者有待上场。二是秩序崩溃背后的制度体系与思想知识危机。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为应对自身及世界问题，做出一系列国际制度设计，并在知识思想上有过很多创造，进而在相当长时间里为自身带来繁荣、为世界带来秩序。

只是这些制度和知识系统今天已拉不动世界这驾马车了。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很长时间里，世人对知识都有一种确定感，表现就是对西方制度安排及其背后的知识体系颇为自信。现在，西方连自身问题都处理不了，更何况世界问题，知识的确定性随之走向终结。2008年金融危机后，整个西方主流知识界都陷入思想困境，对近代以来的西方思想知识体系及相关制度安排予以反思，认为它们已无力应对当下西方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领域出现的新难题。福山不是说了：自由放任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两种模式在西方都不灵光了。

制度和知识危机的背后仍是时代之变，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世界的经济关系已发生几个世纪以来的激烈巨变，导致过去行之有效的知识范式开始瓦解。过去，世界围绕国际贸易形成一个体系，其主要内容是实体经济，期间的知识和国际制度也是围绕工业化的经济形态以及双边或多边国际贸易体系构建，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国际关系等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以往所称的工业化国家发生转型，出现脱离实体经济的虚拟经济繁荣，其最大需求变成了掌握世界金融而非国际贸易体系。这不仅导致原有国际体系、国际制度失灵，也造成了知识思想的滞后。于是，整个世界就产生了两种迫切需求：一是重建世界秩序，二是重建人类知识也即创新文明。

走出思想迷障才能开启文明创新

世界“礼崩乐坏”之时，正好迎来一个改头换面的中国。为天下探索新秩序、思考新文明，中国无可回避。这是因为随着现有全球秩序的衰落甚至崩溃，需要新的有能力的行为者提供公共产品。作为当今世界的重要变量之一，中国已经超越依靠外界带来的机遇闷头发展的时期，需要承担相应国际责任。从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改革开放”一直是中国主要的话语体系，其主要方向是与国际接轨、汇入人类文明主流。以前我们想接入的国际之“轨”，从经济层面来讲就是西方主导的世界贸易体系，但这个“轨”，今天已经生锈了。西方发达国家谋求建立新“轨”，但已不想再带现在这样一个体量的中国一起玩了。这是中国现在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和挑战。

那么，中国有迎接自身挑战并帮助世界应对当前危机的能力么？我觉得有，因为历史上中国有做领导型国家的传统，现在也开始在经贸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不少领域担负起这样的职责。

不过，在达成这样的使命之前，我们恐怕需要首先破除自身内部面临的一些思想迷障。迄今为止，国内仍有人说要全面向西方学习、按西方老师指点去办，也有人说要回到建国前三十年的经济社会体制，还有人说要回到更古老的以儒家文化为主的古典中国文明传统，认为最好的途径乃是回到老祖宗，甚至上溯到“三代”和“周公之治”。

但这三种关于中国未来的观念表达，不是在历史中失灵过，就是在现实中失灵了。当21世纪的大幕掀开、中国再次迎来复兴势头时，如果中国人的思想还一味停留在过去的吉光片羽中，中国不可能为自身、也为世界开拓出新的文明格局。世界发生前所未见的变化，用于解决以往问题的各种知识已经不堪重负，需要重建和创新。

正因如此，中国需要打开思路，要从各种思想迷障中走出来。实际上，无论中国古典传统、建国前三十年的传统还是改革开放的新传统或西方思想知识体系，都是中国用以开启文明创新的有用资源。中国需要站在自身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高处，俯瞰过去那些思想知识和制度体系，从中撷华取英，推陈出新。有待中国开拓的，乃是既有别于中国传统或西方，但又包含中国传统和西方经验的一种新文明。(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盘古智库学术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