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关键时刻靠这三个字能保你不死

台湾轰动一时的八里双尸命案近日定案，四年前残害两条人命的谢依涵被判无期徒刑。本案历经一、二审和更一审，都依强盗杀人等罪判谢依涵死刑。曾经三度被判死刑的谢女，在今年1月首度就被台湾“高院”更二审改判无期徒刑，4月19日，台湾“高院”驳回检方上诉，判谢依涵无期徒刑定案。

谢女之所以能够“死里逃生”，是因为法官认为其在羁押期间“信仰耶稣、读圣经”，认为她“可教化”。近几年来，在台湾岛内，“可教化”三字俨然成为一道“免死金牌”。

据台湾“中国时报”23日报道称，犯下八里双尸命案的谢依涵，因羁押时“信仰耶稣、读圣经”，法官认为她“可教化”判免死定案；另曾义城不满遭诈赌连害2命，也因“抄写佛经、捐钱建庙”轻判25年。台湾民众批评法官不想判死，想尽各种方法发挥创意，已成另类“台湾奇迹”！文章并细数近两年来舆论关注的死刑案件，只有犯下捷运疯狂杀人案的郑捷，以及刺死前妻、掳走6岁长女烧炭死亡的男子李宏基2人被判死刑定案外，绝大多数的死刑上诉案件，“最高法院”均一再发回更审。

对于“可教化”免死，在岛内存在着很大的争议。台湾亲绿媒体“自由时报”曾刊文称，许多广受瞩目的社会重大命案，常因法官认定被告“有教化可能”，就判决免死，备受人民诟病；针对所谓“教化”，新竹监狱副典狱长郑秉先沉痛指出，很多杀人犯几乎都是“装出来的”，得知逃过一死后，在监狱仍是那张嘴脸，毫无悔意，对社会或是对被害人家属来说，根本就是二度伤害。

那么岛内为何出现这么多“可教化”免死的判决呢？台媒“中国时报”分析称，由于二审法官不愿让死刑案件反复遭“最高法院”打掉重来，只好选择妥协，设法找理由帮冷血杀人的凶手求生，改判无期徒刑后，再上诉“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不仅免开庭“生死辩”，也可火速判免死定案，谢依涵就是最明显例子。

台湾知名律师许文彬指出，其实，“教化可能性”根本不是法律所定的免死之量刑依据，法院如此判决显然难昭折服。若成通案，岂不就是让鉴定人扮演法官角色？因为只要鉴定人说“有教化可能”，被告就一定会被法官免其一死。如此一来，鉴定人的心理压力太大了，自然产生“我何必当坏人”的心态。实际上所谓的“有教化可能”，也只是一种不确定的概念。

郑秉先以其多年狱政经验观察认为，杀人犯抄经书、信教，然后告诉法官自己已经洗心革面，实在太抽象，这种人的演技超好，一旦谈到赔偿被害人家属，就一定推托。法官对杀人犯的量刑认定很主观，也不是很有公信力，连第一线的狱政人员，都不敢说受刑人出狱后“是否已经教化”，法官凭什么说他们“可以教化”？

蔡英文上台以来，打着“转型正义”的旗号在岛内推行各种所谓的“改革”，可是在司法领域，蔡英文的“转型正义”却让人看不到丝毫“正义”，反而是争议不断，民怨沸腾，真应了那句“改良改良，越改越凉”。

就在前不久，台北地方法院对“太阳花运动”攻占“行政院”案做出一审判决，10名学运领袖全部无罪，11名冲锋在前的学生则获刑3到5个月不等。一样判决两样情，让人想起乔治·奥威尔《动物农庄》中的名句“所有动物生来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平等”。海外网（m.haiwainet.cn）港台腔分析认为，两次判决，第一次等于否定了法律既有规范，第二次貌似否定了第一次，但同时又自我否定，自相矛盾。两次判决，都可看出台湾司法被政治上下其手的痕迹，民主庸俗化，政治媚俗化，而司法迎合政治。

台湾民众对于司法公正的信任度很低，“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并非只是笑话。民调显示，2016年台湾人对法官的信任度只剩28.4%，不信任度高达65.4%，就连政治人物的信任度都比法官高。蔡英文利用未经“转型正义”的司法来处理“转型正义”的争议的问题，恐怕终归是一场笑话。

根据字典上的解释，“教化”就是“教育感化”的意思，不知道在“司法改革”领域民怨四起的蔡英文是否有“教化可能性”。（整理/李鹏宇）